我们正确和错误的意识从何而来？也许这与推理的关系不大，却与个人的思维方式关系更密切。
两难抉择
一列火车失去了控制，呼啸而来，这轨道上有五个人。如不采取行动，这五个人必死。你可以选择按下开关，火车就能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去，但那个轨道上也站着一个人。你将会怎样做？也许，和大多数人一样，正确的做法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流血，你会采取理性的措施，按下开关。
但是，如果情况稍有不同，你又会怎么办？这时，你正站在过街天桥上俯瞰着铁道，火车疾驰而来，铁轨上仍有五人，但没有一条可让火车改道的铁轨，更没有开关。在你的面前站着一个魁梧的家伙。如果将他推下去，横在铁轨上，他硕大的身躯足以拦住失控的火车。你这样做，可以牺牲他一人，换来其他五条人命。你将如何做？大多数人都不会将壮汉推到铁道上送死，人们认为，主动杀死一个人，即使挽救了更多的生命，也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两个在逻辑上完全一样的情形，却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20多年以来，这一思维实验使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感到困惑。人们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认为，道德判断来自理性的思维；另一个阵营则认为，道德的基础是情感性的。但是，上述火车失控所招致的两难选择，并不适合这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时至今日，当道德这个题目从哲学家的思考课题转移到了实验室的研究课题时，二分法的错误就变得更显而易见了。在研究道德的心理学基础时，研究人员发现，推理因素和情感因素都起作用。
脑成像研究为二者的相互作用找到了生物学基础。实验表明，环境对两者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研究牵扯到个人的处世方式和公共政策。
1777年，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姆(David Hume)指出：“最近人们开始争论道德从哪里来的问题，是从推理还是从情感而来？”休姆本人倾向于后者，而他的“情感主义”的观点挑起了他与伊莫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等理性主义者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两个世纪。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康德学派的心理学家罗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一个理论，他的理论建立在认知学派心理学家吉恩·派格特(Jean Piaget)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派格特强调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理性成分的重要作用。科尔伯格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来源于其推理能力。随着认知能力的增强，抽象推理能力会增强，所产生的道德判断也就更加敏锐。
早年，进化生物学家率先揭示道德的起源、目的及生物学意义。现在，学者们已达成共识：道德惯例在某种程度上是进化而来的。道德的成分也出现在一些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的种群内。很多动物都具有公平意识，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加强了它们的社会相互作用，进而发展出该物种的相应策略，用于帮助个体之间的合作，也用于处理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些事实，否定了道德只能是高级推理的论点。
内在直觉
心理学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一系列快速、下意识的反应对直观推断等心理活动过程的重要性。拿厌恶情绪举例，当你得到一块发霉的食物或者腐烂的肉时，你不会想到：“它可能被细菌污染了，所以是危险的，我得离它远一点。”而是立即想到：“讨厌！”并赶快随手扔掉。
直观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呢？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 (Jonathan Haidt)认为：如“谋杀自己孩子的行为是错的”这种判断，是一种类似厌恶行为的本能进化。其他如西方社会的“实行死刑不对”的情形，可能是社会化的文化使然，也许与特定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有关。
海德特的研究，支持反射性思想在很多道德判断中只起有限作用的主张。他们假定了一个特定场景：其中只有兄妹二人，在一个小木屋中度假，决定体验性生活。彼此都采取了避孕措施，不可能怀孕生小孩，也就不会付出近亲繁殖的遗传代价。从那以后，兄妹俩再也不进行性接触，跟以前一样正常生活，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理学上的不良反应。
很多人并不回避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进而指责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当要求他们指出这种行为为什么不对时，他们却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给你解释，但我就是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耶鲁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保罗·伯龙(Paul Bloom)说：不管是先天拥有的还是后天经过社会化获得的，我们的一些道德直觉并非是什么推理的产物。他还指出，道德直觉肯定不是道德的全部，推理即使不是道德决策的主要因素，也可能在道德决策中起重要作用。他说：“例如，人们在性生活上花的时间，要比每天乘坐交通工具上下班上花的时间少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写一本有关人类属性的书时，可以将性描述为无足轻重和仅仅满足好奇心的内容。”
推理的重要作用在于，人们对道德的思考，可以成为道德观念转变的催化剂。伯龙说：“人们通过思索得出结论：奴隶制度是错误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男人和女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对道德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可形成新的道德规范，并将作为社会道德构架的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未来的行为习惯。
另一方面，道德推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起重要作用。伯龙说：“我们都得决定怎样过日子，怎样分配花在家庭生活上和工作上的时间，我们对朋友和同事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是否向慈善事业捐赠，是否关注街头无家可归的人。这些问题没有真正的答案，但我们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
既然道德既具有生物学起源，又具有文化起源。伯龙和其他发展心理学家们就试图找出哪些人类的道德知识是从进化而来，具有先天性。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给12个月大的婴儿播放一个动画片，片中，一个球正在一个山坡上往上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正方形在帮助这个球爬坡，还有一个三角形在阻碍这个球爬坡。后来，球与正方形靠在一起，而三角形仍是单独的。
根据婴儿的眼睛在动画片上停留的时间，得出结论：婴儿更喜欢球与正方形在一起的片子。这表明，即使是很小的婴儿也能注意到，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是朋友，而那些不帮助我们的人不是朋友。伯龙说：这就是人类道德的基本方面。
决定时刻
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兼认知学家约瑟华·格林纳 (Joshua Greene)和同事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了解人们在进行道德选择时的大脑变化。研究表明，不同的情形下不同的大脑反应不同。如果选择按下开关，大脑中与做“执行”决策有关的大脑前区则变得活跃而行使功能。当决定是否将人推下铁轨送死的时候，与快速情感反应有关的脑区出现大量的活动。格林纳解释道：大脑中与死亡相关的脑区已经进化得相当完善，按照这一脑区处理的指令，将一个人推去送死，显然是违背个人道德意愿的。
在过街天桥的情景中，除了不同脑区的激活，做决定还需要时间，如果决定将壮汉推下，则需要的时间更长。有证据表明，在人们考虑采取道德上不正确的行动以获取更大利益的时候，大脑内部就产生冲突活动。这时，前扣带皮质脑区的活动增强，前扣带皮质在出现认知冲突的时候会被激活。紧接着，与认知控制以及情感反应抑制有关的大脑区域被激活。在那些决定将壮汉推下送死的人，其大脑中这一激活现象尤其明显。
格林纳说：“了解人们对诸如干细胞研究、堕胎和死刑判罚的道德直觉，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看法。”以人类克隆为例，作为美国总统布什顾问的美国著名生物技术专家李昂·卡斯(Leon Kass)有一个著名的论调：应该禁止人类克隆，因为它令人讨厌。伯龙说：“知道这件事情令人讨厌本身是一个深奥复杂的情感问题，但这样却削弱了道德上的论断。” 厌恶感觉很容易与道德意识问题交叉在一起。在历史上类似的情形有同性恋、异族间通婚等，今天，在多数人眼里，这些已经不再是不道德的了。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打动别人的情感，会比理性的据理力争所达到的效果更好。
格林纳说：如果我们学会了对自己个人的道德假设提出疑问，认真观察人们是否能够客观地维护道德，反思道德假设是否反映了文化、社会团体和时代的歧视与偏见，我们的道德就会进步。
来源：《科技中国》杂志2006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