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语录：
危机没有解决
多曼斯基的到来只能解决暂时的对峙
但中国足协的政治博弈没有结束
风波就不会结束
即使多曼斯基来华，我们就可以把一切当成尘埃落定吗？不，因为过去存在的东西不会因一个洋教的到来而自动解除。
“中国女足到底发生过什么”——这个问题像悬在头顶的一根木鱼让人去寻询，3月16日，我前往成都附近的崇州，它正在进行全国女足超级联赛，3月19日，我前往北京，因为很多当事人已经回国，我企图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但最终它是一个没有真正完成的调查，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力还原完整的历史，我最多能记录一些碎片，但它们都是真实完成的，想起刘晓新在他那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神秘的十九天》的开篇语：万历十五年，长庆宫不事修缮……
可以真相只掩埋在这些修缮之事中吧。
但这并不妨碍我得出中国女足之乱的根源：政治博弈导致女足之乱
一、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博弈
这次女足之乱似乎缘起于李飞宇，但李飞宇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身后却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作为足协一把手的谢亚龙，一个是作为分管副主席的杨一民。
两个大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把小人物李飞宇怪异地弄到中国女足的“领队”岗位上，并最终导致女足之乱。其实这是一个足协内部几乎人人尽知的秘密——典型的拉郎配导致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
在去年的中国足协的“竞聘”开始时，希望得到重任的李飞宇按照自己的愿望填写了几个志愿，他喜欢去搞他的技术情报工作，这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专长，另外有一个原因是：他很想和老婆要一个孩子，过去怀了两次都没成功，如果跟着女足跑来跑去，会影响到他抚育的下一代计划。
但中国足协所谓“竞聘”一直是个形式化产物，搞党务的干部可以去管理联赛，搞技术的人当然也可以去搞女足，当谢亚龙钦点李飞宇去当“女足领队”时，这个技术官员曾拒绝，但谢亚龙一定要他接手这个岗位，最终，李飞宇前往了他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女足领队这一岗位上。一种说法是：谢亚龙看中他的外语优势，之后可以与洋教练进行有效沟通；另一种说法是：他视杨一民为恩师，就连私下里的称呼也就是“杨老师”而非“杨主席”。
到底李飞宇是“亲谢”还是“亲杨”还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谢亚龙为了掺沙子掺到杨一民所属的女足队伍中的，比如谢亚龙已把蔚少辉以领队身份掺到南勇所属的国奥队中，把李晓光以领队身份掺到国家队中，“掺沙子”，是中国官场最常见的技术；但另有人说了一段陈年往事证明李飞宇不是谢亚龙的人，那是还在李飞宇读北体大时，由于当年学校正好有两名大学生因喝酒被外面的人扎死，北体大正处在“禁酒令”期间，但李飞宇某晚不顾禁令跑到校外喝酒，正醉眼迷蒙回校是时，路上迎面碰到谢亚龙，谢亚龙大怒之际几乎将处罚李飞宇“勒令退学，发配原籍”时，一支神秘的手救了李飞宇，这只神秘的手的主人是谁？
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一人事任命具有相当的“裙带”的意味，它是一个行政意义大于技术意义的决定。也许，从一开始这个任命就埋下了女足之乱的根源。在阿尔代夫失败后，李飞宇向《足夜》记者说：“我在队中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听杨主席的，他让我干的我才干，不让我干的，你说我敢去干吗？”
说李飞宇是“替死鬼”有粉饰之嫌，他只是一个傀儡，他的牙签事件其实是一个性格孤僻的男人在压力之下的失态。但李飞宇不愿意去担当女足领队却被强行上架得以证实。
在女足事务上，谢亚龙和杨一民之间一直关系微妙，一个故事是：去年有一天，分管女足的杨一民前往谢亚龙办公室汇报有关事务，杨一民站在谢亚龙的身后不停地说，但谢亚龙足有五分钟不说话也不回头，他一直用后脑勺对着汇报者，杨一民探头一看，原来谢亚龙是对着桌上的电脑下着网络围棋。杨一民大怒，转身拉开二楼谢亚龙的办公室门，对楼道大声吼叫：“你这是什么态度！”摔门而出，整个二楼的足协干部们都听见了。
谢与杨之间的对峙已不是秘密，不可否认，他们都希望搞好女足，但客观事实是：连马良行也能轻易发现坊间传闻的真实性——“媒体骂谢，杨就高兴，媒体骂杨，谢就高兴”。在马良行事件中，谢、杨态度一直暧昧，马良行从两个不同的领导嘴里经常得到的相左的信息。
二、两个部门的政治博弈
在崇州发现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中国足协女子部官员付玉培决定将在本届女超联赛结束后向足协领导提出“辞职”，辞职信已经写好了，他辞职的最大理由是“足协种种做法根本不是在搞事业，我已经对现状非常失望，我别无出路，只有辞职”。
付玉培想到香河基地去养老，但领导找他谈过话，却让他去搞“五人制足球”，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人事安排让他很无奈，“足协就是这样，其实李飞宇根本不想去当女足领队，他也是被强行安排到这个岗位上的”。
中国女子足球运动现一共有16支职业队，过去的8支超级队和8支甲级队在新赛季被合二为一参加比赛，拥有16支女足参加联赛的数字肯定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6支，韩国只有4支，瑞典也不过10支，美国职业大联盟甚至在2003年取消了……另据中国足协女子部部长张健强调查，中国拥有3000多专业从事女子足球运动的人口，这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数字。两项指标超过了德国、瑞典、美国、日本、韩国……而且新赛季的女超因为一家扑克牌厂家的三年一千万人民币的赞助也没有裸奔，虽然整体经济现状仍没有得到实质提高，但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牌俱乐部每年的投入均在800、600万人民币左右，整体运转能力也属世界前列。
无论是张健强还是付玉培都证实：中国女子足球运动和十年前相比，无论足球人口还是群众基础、球队数量、比赛赛制均进步了，一般的女足俱乐部队一年可以打上三十至四十场比赛，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成的国家队实际竞技水平肯定不至于以1比4负冰岛吧”，在输给冰岛当晚，女足各地方队的教练、领队都跑到付玉培的房间郁闷地询问：“怎么了？怎么可能输给冰岛？就算派出一支女超队去打也不会这样啊，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付玉培毫不讳言：“中国女足一定发生了一些内部问题，只不过我们现在不清楚它是什么而已。在昆明集训中，中国的地方队在教学赛中打日韩的球队胜多负少，但在国家队层面却非常困难，我想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女子部的工作搞得不错，但到了国家队就不灵了”，付玉培认为，典型的中国式管理作风将女足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在中国足协这一局级单位的“体制”内存在着两个与女足有关的部门，一个是女子部，一个是女足国家队（及07、08办），由于女足运动的特殊性，为了加强两个部门的链接，经女子部多次建议，阎世铎后期时曾把国家队纳入女子部，但“一朝一政”的官场游戏让谢亚龙在上任后又把国家队从女子部剥离出来。分而治之最终让本处在整体下滑的这项运动更加堕落。
中国女足实际上只有两三人个主管，这钦差大臣般的寥寥两三人根本无法了解地方队的情况，付玉培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女足基础和现状，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他们一年就去地方队几次，根本无法熟悉目前中国女足运动的情况，甚至在考察人时也很少向俱乐部打招呼，有一次他们都下发了调令后，才发现这个队员正在处罚期，这让俱乐部非常尴尬，如果让队员进入国家队那今后的管理就无法进行，如果拒不放人又是不支持国家队”。紧跟链接：中国女足调查报告：政治博弈导致女足之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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