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广东省邀请国家有关机构对广东工业产业竞争力进行研究。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个现象：过去广东有“两头在外”的优势，即原料、市场都在外；现在，还要加上外来工这个优势，是“三头在外”的优势。新加进的外来工优势，指的就是广东外来工工资低，有竞争优势。
城市对民工也要“多予少取”
【背景】继取消了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限制后，去年，广东又把民工问题列入全省十大民心工程之列。
韩建清：广东在相关政策上的“领先一步”，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东莞是个典型例子。它是广东省内使用外来劳动力最早、数量最多的一座城市。其引进外来工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是广东劳动部门到劳动力输出省招工；后来是输出省劳动部门到广东设工作站为外来工找工作；现在，广东劳动部门又开始到劳动力输出省组织劳动力。
吴焰：不同阶段，分别对应着政策上的不同做法吧？
邓圩：首先，是取消歧视限制农民工就业的各种规定。在广东，外来工的就业环境较为宽松，没有任何障碍，就业门槛在沿海省市中是最低的。
其次，制定法律保障与规范。广东省人大出台了全国第一部流动就业地方性法规———《广东省流动人员劳动就业管理条例》，而在此前后，广东还相继颁布实施了《职业介绍管理条例》、《劳动监察条例》、《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等。这些条例、法规，都涉及外来农民工就业管理服务问题。
第三，全面关心外来员工。在外来工同本地人比例达到3∶1的东莞市，最近更是在回头审视这一群体的价值和意义。东莞市委书记佟星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苦口婆心地强调：“要善待外来员工，特别关心外来员工，加强劳动保护，维护他们的权益。”
吴焰：我想起了一句话———“少取多予”。这是对农村问题说的。在我看来，民工问题同样也需要“少取多予”。这有两个因素。其一，民工问题的根源就是“三农”问题，民工与农民的命运可谓一脉相承；其二，反思近20多年来的民工问题，城市一直对民工是“使用”多，“投入”少；收费多，服务少。民工在为城市贡献了自己黄金岁月的劳力后，城里又给了他们多少？“多取少予”不仅是民工群体在过去长时期内的一种原生态写照，也反映了城市公共管理体系中的缺失。
严格地说，广东的上述做法还谈不上什么“多予”，只是把过去加诸民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逐渐取消。当然，能把这些权益回归给民工，本身也是很大的进步。
城市“人均GDP”该不该把民工计入？
【背景】上海拟从今年开始，在计算人均GDP的基数时，考虑外来人员；广州统计部门宣布，人均GDP将在两年内从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改为按照常住人口计算。
韩建清：计算基数的扩大，会不会出现上海、广州的“人均GDP”下降的现象？
吴焰：据了解，为与全国统计口径一致，上海“上报”时仍沿袭现有计算方式。不过，在上海自己的统计分析中，要加入常住人口。虽然这可能会影响一些指标，但在我看来，非但不会抹杀上海或是广州的经济发展成绩，反而显出城市管理者的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
邓圩：广东是全国使用流动就业者人数最多的省份。去年末，在粤就业半年以上、相对稳定的流动就业人员约1900万；其中外省籍人士接近1300万，超过全国跨省流动就业人员总量的35％，省内跨市区流动的，也有600万左右。广东去年GDP总量达到1．3万多亿元，人均GDP里却没有这群贡献者的身影。这其实容易掩盖对真实问题的判断。
吴焰：上海想把外来务工者列入人口基数，也是缘于这一群体的规模日渐庞大。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流动人口为100万左右；1997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为276万；2000年，总数387万；到去年抽样调查时，达到498万，其中民工就占80％左右。
韩建清：广东劳动部门预测，未来3年，广东将净增外省劳动力225万人。
吴焰：农民工大规模进城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特别是在国家进一步取消地区间劳动力流动限制和鼓励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引导下，外省劳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的规模肯定还将继续扩大。因此，如何科学评价这一流动群体与地区发展的关系，值得研究。
“外来工工资低”是竞争优势？
【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涨；与此同时，大量使用农民工的一些企业，其规模和利润却在呈几何级上升。
邓圩：上个月，我们到东莞调查农民工问题时，发现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服装鞋帽业是东莞多年发展形成的重要产业，其中不乏东莞出口创汇的强势企业。近十几年来，这些企业自身规模和对当地经济总量的贡献呈几何级上升，但外来工工资只是从三四百元到五六百元的增长幅度，同这些年来的物价指数的增长相比，差距更是巨大。据东莞劳动部门介绍，从一开始的350元最低工资制，到后来增加到380元，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现在是450元，但这在某些企业，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最高工资”上限。
吴焰：农民增收趋缓，已经引起中央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其实，农民工同样存在收入增加趋缓的现象。但这一现象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我们现在为民工的“非市民待遇”鸣不平，为他们及其子女的“就医入学”呼吁，实际上，对于部分农民工来说，目前还处于求生存的最低阶段。
韩建清：确实如此。广州市工会组织曾向外来工作过一次调查，在被问及“您目前最需要的服务”时，45％的外来工选择了“谋得一份稳定满意的工作”，远远高于“技能培训”、“医疗”和“安全保障”等问题。
在广州，89％的外来工月收入尚未达到广州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外来工的收入远远低于广州市平均工资水平。
不久前，广东省邀请国家有关机构对广东工业产业竞争力进行研究。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个现象：过去广东有“两头在外”的优势，即原料、市场都在外；现在，还要加上外来工这个优势，是“三头在外”的优势。新加进的外来工优势，指的就是广东外来工工资低，有竞争优势。
吴焰：这位专家可能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低工资”一方面是相较国外劳动力成本而言，另一方面，与我们农民工人数众多、一些地方与用人单位有意无意地压低成本也有关。所以，这个“优势”，让我觉得酸楚。说得严重些，在局部地方，这个“优势”是以牺牲外来工利益为代价的。
同时，这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当优势产业还处于劳动密集型水平时，劳动力成本就处于相对权重的地位。地方为了引资需要，会对企业参保“睁只眼闭只眼”；企业也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如违规用工、压低工资，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支付。这就造成政策落实难，农民工权益难保障的现象。
农民工能成为产业工人吗？
【背景】调查发现，广东的第一代打工者中，大多数回到了家乡；上海的外来务工者，最终留在城里的不足10％。
吴焰：这说明农民工在城市里还是找不到任何归属感。归属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承担起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基本成本。打工与生活，一个人与安家，成本开销完全不同。就农民工的整体收入而言，实在难以支付在城市生活的基本开销。因此只好选择回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农村去。第二个层次较高，涉及情感，即是否被城市接纳、被城里人认同。这在目前就更难做到了。
邓圩：有个变化值得注意。农民工现在进入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多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东莞市劳动局对全市260万在档外来工的调查显示，80％的打工者年龄在17岁—25岁。在东莞，第一代打工者初中文化比例超过50％，现在40％以上的打工者是高中文化，加上中专、大专和本科学历，占外来工的77％。这一代年轻的打工者文化素质有了提高，对自己的工作和前途有了更多的想法。
吴焰：城里也在发生变化。对外来人员不同阶段的称谓，就能大致折射出城里人态度的转变。从最早的“盲流”到后来的“三无人员”以及“外来妹”、“打工仔”，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民工”的贬义色彩，甚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不用或少用一些带有地域性、排他性的称谓。这些变化说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对待民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离不开、从消极应对到积极运作的过程。
韩建清：不过，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外来工要真正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难度还很大。看一看城市中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看一看那里的外来工生存境况，就知道城乡二元结构并不是把农民迎进城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