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孟之道在中国历史上就越来越据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的许多思想，包括“忠、孝、礼、义、廉、耻”等的观念已经溶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
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多数没有读过很多孔孟的书，但仍然通过社会交往在受着传统观念的浸染。当然，随之社会的发展，有些观念因过时而逐步消亡。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仍然在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它的文化价值观仍在潜化默移地影响我们的行为。
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在一特定文化中长期生活，耳闻目濡，习以为常，所形成的观念都是根深蒂固。从而，思维方式也为自己的文化所制约，而无法真正自己的文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那么，如何克服习惯势力的束缚呢？“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把中西方文化想比较的同时，也就加深了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也才能真正剖析自己。下面我就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与西方文化价值作一大致比较。我提到“传统”文化，因为在今天全球化的趋势中，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甚至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要真正认识中国文化，还得正本清源，从传统开始分析。
中国的“忠”是无条件
我学校的同事维基是个ABC（America-bornChinese，即美国出生的华人），说起中文来挺流利的，但词汇量就有限，读和写更不行了。我们的关系很不错，有时就约着一起在外吃个工作午餐，聊些学校的事情。
那次，我们去了家中餐馆，一个华人女服务员上来帮我们点菜，我就与她用中文交谈了起来。
女服务员热心地推荐，说：“我们这里的糖醋鱼很不错”
“谢谢！”我继续研究着菜单。
“这糖醋鱼真的很有特色，要不要试一下？”她还想说服我。
“下一次吧，”我仍不为所动。
当她第三次再提出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不起，我不喜欢糖醋鱼，你是否可以不要推荐？”
直到这时，那女服务员才知趣地停止了对糖醋鱼的积极推销。我抬头时看了桌子对面的维基一眼，注意到她那诧异的眼神。等那服务员离开后，我才与她谈起中西餐馆的差别。
我若上西餐馆，点菜时会与服务员有更多的交流讨论，他们热情礼貌——那本是服务的一部分，我也乐意听取他们的建议，那多半是店里的特色菜，他们有些还更热心地帮你算经济帐，要使你吃的既舒服又合算。
那些服务员可信，因为他们通过服务的满意来获得顾客的小费，那通常为帐单金额的10-15%。服务员的基本工资通常很低，主要收入靠小费。既然如此，他们就要为顾客利益考虑，把顾客伺候好了，收入也就多了。
可是，我们若去中餐馆，那里还是中国的世界，打交道的多半是华人服务员。我有过多次的经历，就是在听了服务员建议后，就有“悔不当初”的感觉，上来的菜往往是意外，甚至是强加人意，有时更是明显地感觉到食物已不新鲜，有时上来的帐单金额出乎意料，使人有那种被“宰”的感觉。在多次的教训总结后，我为自己定了一个规则：若是去中餐馆，除非我了解那里的菜色，否则只要是服务员的推荐，我就一概不考虑。
那么，为什么中西餐馆就会有如此的差别呢？我把这归之于不同的文化观念。在西方的世界，顾客付了小费，服务员就要对顾客负责，以顾客为中心——这体现的是市场交换的原则，顾客花了钱就“买”来了服务员的忠诚度。可在中餐馆就餐，同样要付小费——我早年是穷学生，打工为生，经历过那种辛苦，所以小费都是给足的。可是，中餐馆的服务员，仍是以老板为忠诚对象，仍从老板利益出发，去推荐那些华而不实，专“骗”老外的菜，或是设法把把那些滞销货推销出去——也就是说，忠诚度不是交换的商品。。
维基听我解释后，也若有所思地说：难怪我上次与几个朋友去一家中餐馆吃饭，女服务员也是反复推荐鲜菇炒什么的，菜上来后才发现并不怎么样。
接着，我们就讨论起中西文化的差别，我特别谈到了对于“忠”的不同观念。我们中文中的“忠”这个字，包括忠诚、忠实、忠心等意思，翻译成英语是“Loyalty”，但它所包含的意思却是不尽相同的。
中国古代的“忠”，是指忠君思想，对主子要忠诚，那是无条件的，是不以对方的人格品行为前提的。所以古书中津津乐道的岳飞的“尽忠报国”，是袁崇煥那种屈死于极刑的无怨无恨，是水浒中的宋江，在接受皇上赐死前，还要把李逵的命也搭上——以怕他日后又去造反的忧虑。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君可不君，臣不可不臣”，其核心是“尽忠”，是“全忠”，是“愚忠”。
中国文化所推崇的是忠心耿耿，在自己主子发达和危难时期都该如此。所以，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像袁崇煥的下属佘谋士那样，在他被冤杀后冒险把他头颅偷回来埋葬，而且几代人隐名埋姓为他守灵。现在我们知道，崇祯皇帝是中了满人的离间计，而世人当时并不知袁是屈死的，都以为他是汉奸。但佘谋士还是这么做，因为那种“忠”是无条件的愚忠。
在现代意义上的“忠”，那就是下级要为上司、老板排忧解难、为他的利益着想，维护他的威信，为了保护他，即使牺牲个人，也要在所不辞，以抱答“知遇之恩”——北京前市委领导王宝森，在面对着上级的调查时，“畏罪自杀”了。我无意为他的行迹开脱，但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看，那是一条汉子，“士为知己者死”，他为了保护主子而牺牲了自己。
在当年的“文革”中，一大批领导老干部被打倒了，有些下属是为了求生和发迹，但也有些人却是轻信了当时“正统权威”的指控，就“反戈一击”，背叛了自己落难的上司，后来却很不为人齿。而那些能挺住的人——“尽忠”者，是在人格上经受了考验，当老板后来东山再起就，也就一定大力提拔了。
有中国文化中的“忠”，当官者最信任的当然也就是直系下属了，最愿意提拔的也是自己贴身的人。所以，中国官场中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有当秘书的背景。当然，当秘书是否有机会飞黄腾达，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取决于他顶头领导的仕途。而美英社会就完全不同，秘书只是一种职业，一个人若当了秘书，那就是职业选择，就一直地干这行了，很少有人能从秘书位置进入领导阶层的。而且，假如当主管的跳槽去了新单位，通常也不会把自己的秘书带走。
那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中国文化中那种“全忠”的概念。英美人也把“Loyalty”作为信条，强调员工对企业、下级对上级的义务和责任。但那不同于中国的“忠”，它是有条件的：员工的Loyalty是公司花钱买来的——当某一雇员跳槽，因为另一公司提供更好的待遇，美国人都很理解；而下级的Loyalty也有前提，在于上级是个好领导，遵纪守法，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是民主党候选人，但他败给了小布什。人们事后在评估这场竞选战时，把戈尔的失败归结于他竞选策略的失误。他的竞选班子错误地评估了形势，认为克林顿为陆文斯基的性丑闻所累，已身败名裂。所以，戈尔为了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就要划请界线，在竞选中故意与克林顿拉开距离。人们事后分析时会说，戈尔低估了克林顿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没有充分利用他的影响力为自己助选，才在竞选中失利。可是，没有人会从个人道德上作指摘。但是，我们若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戈尔就是个小人了。当年，他只是个参议员，是克林顿提携了他，把他拉出来做竞选总统的搭挡，才有他政治上的崛起。当选后，又是克林给他这个副总统充分发挥的机会，才有他在社会上的影响里。所以，克林顿与他，可谓是有知遇之恩。可就在克林顿临二届总统期任满之际，成为“跛脚鸭”（LameDuck）时，又涉入性丑闻，戈尔为自己的发达，就一脚踢开了这个“大哥”，真是忘恩负义啊。
其实，在西方社会中，忘恩负义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人们似乎也比较能够宽容别人的忘恩负义。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带领着英国人民，走过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辛道路，可战争刚胜利，他就在大选中失利下台。对此老丘也无可奈何，只能自我解嘲地说：“对伟人的忘恩负义，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