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逛一逛美国的后院。
“美国的后院”，“孤独的牧羊人”，“汽车村”……叶齐茂的嘴里不断冒出一些新鲜的概念，一个多月的美国乡村调查又为这名中国规划师的词典增加了新词汇。
2004年，旅澳10年的叶齐茂回国调查了北京的100个村庄，全国的100个村，去年又赴欧盟十国的乡村调查，为国务院有关部委呈上了3份“百村调查报告”。2007年，叶齐茂从美国的西海岸横穿到东海岸，扫描美国乡村。
叶齐茂把纽约曼哈顿等繁华街区视为美国的前院，而把占国土面积95％的广袤乡村地区看作美国的后院。美国的前院征服了无数中国人的心扉，那里是“发达”与“现代化”的代名词。美国的后院亦以“现代化农场”和“乡村音乐”令人憧憬。
2007年2月25日，叶齐茂从墨尔本直飞洛杉矶。加利福尼亚中心峡谷区富饶的乡村一片春意盎然，落基山脉和五大湖区却还是白雪皑皑。“这么好的雪，化了以后变成多少干净的水啊。”往后的日子里，叶齐茂多次与北美的雪景邂逅，那一望无际的白被他解读为“美国机会”(水资源丰富)。
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这是西海岸一条线，后从旧金山出发，经盐湖城横跨落基山脉进入中部平原，渡过密西西比河到达芝加哥，再沿五大湖经底特律等地到达波士顿，最后考察美国东海岸大都市带的郊区乡村，叶齐茂走了一个大“H”形的路线图。
“美国乡村实在太辽阔了！”叶齐茂提醒记者，他只走了美国乡村面积的一半，“我不认为我的观察是完整的”，但这并不妨碍叶齐茂获得一些独到的见闻。
无边的乡村
“在离开大城市半小时车行距离后，所见到的就是乡村。”叶齐茂说，美国几乎没有中国苏南地区和广深地区那种城镇高度密集绵延的状态。尽管美国规划界已经认定他们的国家为“郊区的国家”，称他们的城市是“无边的城市”，但叶齐茂觉得美国的乡村才是“无边的”。
漫步在美国乡村，给叶齐茂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村落分散，映入眼帘的美国乡村居民点，在空间布局上总是那么随意，向着可能开发的任一方向上展开，几乎难以找到它们确定的边界。
美国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地区”的定义是，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386人的一个区域，它的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3人，其余地区为乡村地区。这样，生活在美国乡村的人口约为6600万，其中600万注册农户住在他们的农场里，其余的6000万人居住在乡村居民点里。
有一组数据很令叶齐茂吃惊：美国仅有5％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开发，换言之，美国的乡村居民点分布在美国国土面积95％的广袤空间中。今天美国用来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与50年前没有两样，每15年才能开发美国土地的1％，“每15年才开发1％的国土面积，潜力太大了！”
与此同时，叶齐茂还听到另外一种声音，美国农田信用社声称，美国每年因用于郊区开发而失去大约40万英亩基本农田，接近每小时46英亩。如果土地按照这样一个速度减少的话，“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土地来种植农作物，进而填饱这个国家人民的肚子？”
“白色航班”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一个著名噱头，它表达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搬出中心城市住到郊区去的情况，时至今日大多数的白人中产阶级已经搬到了城外。
“上个世纪，城镇发展是土地扩展型的，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人们把建筑修在平地上，占用了最好的农田。”美国著名小城镇规划先锋RandallArendt先生告诉叶齐茂，这种现象导致城市郊区化了，被规划界称为“无边的城市”，城市蔓延吞噬了大量的基本农田。
令人惊奇的是，“城市化”进程并没有缩减美国耕地面积，美国人又以相同的速度开垦出新的耕地，“美国的国土太广袤了！”面对家底如此厚实的美国，叶齐茂深为中国感到悲哀，“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不少城市却效仿美国无边地蔓延，这是拼老命在跟美国人玩。”
叶给记者摆出两组数字，第一组数字显示，美国城市与乡村建成区一起使用了美国国土面积的10％，“每个人在3英亩土地上盖一座房子”，但美国3亿人却拥有30亿亩耕地；第二组数字显示，中国城市和乡村居民点使用了可以居住的国土面积的4％，而中国13亿人只拥有18亿亩耕地，比美国少了40％。
“中国的规划师不能跟美国人玩‘无边的城市’的设计思路，再玩下去就危险了。”2006年7月，记者曾与叶齐茂一同驱车从上海出发前往浙江安吉，但见高速公路两边一片片良田中不断冒出新建的小区，此次美国归来，叶齐茂感慨万千，“我们的城市才是‘无边的’。”
耕地的减少将会引发粮食安全问题，这是近忧，一般人都能想到；叶齐茂更有远虑：假如战争爆发，美国城市人口和工业有广袤的乡村回旋，他们可以立即在那里的乡村居民点里生活起来，无论是加州的600公里平川，还是浩瀚的五大湖地区，那里有水有粮，有高速公路。反观国内，集中了中国全部人口1／3的东部和沿海地带，却难以在100-200公里范围内迅速容纳巨大的城市人口和工业转移，饮用水和基本能源的供应不堪重负。“美国乡村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家安全上的战略地位。”叶齐茂说，“无边的乡村”这种特征使得美国人半个小时就可以从城市撤离到乡村，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战略关注，“我们还应从长远的、避免战争的角度来思考新农村建设。”
理性的现代化
“现代化农场和美国乡村音乐？这是电影，不是现实。”叶齐茂说，把现代化的帽子戴在美国乡村的头上名实不符，较之欧洲，美国乡村让他“有些失望，有些沮丧”，美国乡村里几乎看不到青年劳动力，“乡村音乐谁来弹唱？”
在科罗拉多州中部平原，叶齐茂走进一个农场，农场主JoePisciotta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操着澳洲口音的中国客人。JoePisciotta拥有 4200亩土地，主要种植西瓜、南瓜、洋葱等经济作物。叶齐茂向JoePisciotta打听使用哪些现代化工具采摘作物，JoePisciotta哈哈大笑：“你听说过机械化采摘西瓜吗？只有使用劳动力。”叶齐茂从农场主那里得知，科罗拉多州乡村劳动力严重短缺，此前农场主们大量使用非法移民，但为了阻止非法移民，又不至于使农业生产下滑，科罗拉多州通过法律，允许农场主雇佣表现好的犯人，一天60美分的工资，主要工作是采摘，并支付狱卒的管理费。 JoePisciotta向叶齐茂抱怨说，这样一来，他的劳动力成本抬高了。
科罗拉多州竟然可以通过法律使用犯人。”更令叶齐茂意外的是，JoePisciotta还在和政府商议如何使用犯人进行大田劳动，农场主更青睐劳动力而不是机械化。
叶齐茂说，其中道理很简单，农业现代化是有成本的，当使用人工成本比自动化机械便宜，JoePisciotta当然选择前者，“美国的农业是理性的现代化，根据市场价格决定现代化水平，不是去强迫实现现代化。”
一路走下来，叶齐茂发现Joe Pisciotta的做法并非特例。在一些种植小麦或玉米的农场，农场主也就几台拖拉机和抽水机。“过度现代化，谁来买单？”叶齐茂反问记者，接着介绍说，“在大都市郊区的农业有一些高度自动化的农场，但不是主体，美国农业的主体还是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为主。”
与中国政府补贴农民购买农机不同，美国采取的是“政府抵押，银行贷款”的方式，这种市场化的手段使得农民在做出选择时非常理性。“比如说购买一台拖拉机，10年还清贷款，每年需还款数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哪一项更适合农民就选择哪一项。”
叶齐茂说，国内亦有不少农业代表团赴美考察，一般找最先进的样本去观摩学习，难免自愧不如，回国后大肆宣扬“以美为师”，这个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代表团也会接触到一些“美不如我”的信息，从而沾沾自喜，回国后四处嚷嚷“大国崛起”，流露出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譬如说“中国小麦的平均单产高于美国 69％”，这个数字在“赶超英美”的惯性思维下，被解读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国人不知，美国人“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是保持地力，二是控制农产品价格。美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力过剩的国家，如果提高单产量，意味着农产品价格下跌，得不偿失。同时，价格杠杆也是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指南针，“价格上不去，所以农业自动化、机械化程度也就维持在一个与之相当的水平上。”
反观中国，叶齐茂发现，为了应对“人口众多”问题，中国拼命地提高单产水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推行的水稻高产试验，20多年来使中国的水稻产量提高了50％，袁隆平也因此获得在科学界享有极高的声望的“沃尔夫奖”，国人亦引以为豪。
但叶齐茂却担忧，无节制地使用土地会导致中国地力下降。“美国农民用他们的经验提醒中国，地力是有限的。”叶齐茂说，“理性的现代化”为美国农业发展留下了巨大的提升空间。
“美国农业的竞争力体现为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如果有一天发生重大危机，世界急需粮食的时候，美国人有的是机会！”
孤独的牧羊人
在加州的小镇迪维斯外不远，有一个叫“家园”的村庄，1980年代建成之后它便被视为经典规划建设案例。时隔20多年之后，叶齐茂来到这里，依然被两名规划师的设计理念震撼。
1975年，28岁Mike从生态学系毕业，和好友JudyCorbett花43万美元购买了一块70英亩的西红柿地，设计建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村庄”，其主要技术成果有：每家住宅都是坐北朝南，没有围墙，以便最大程度地使用太阳能，节约能源和自然资源；街道宽度小于8米，狭窄的街道减少了太阳的辐射热量；每家住宅的背后，有步行和自行车道与农田、绿地、庭院、游乐场地、便利店等相连；每个家庭距社区中心不到3分钟，平均每个人可以直接与47个邻居打交道。
叶齐茂说，这个村庄最大的特点是，“居民可以自由地步行、交往，汽车不再主导这个村庄”，这是美国乡村生活的一个反例，尽管这个村庄被规划界公认为可持续发展村庄的最佳设计，但不具普遍性，“我们见到的情况比起美国人书上所讲的那些规划建设案例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些不经设计的村庄，漫无边界的伸展，每户人家之间路程很长，超出了步行交往的尺度，不到超级市场都买不到东西，汽车成为人们出行的唯一工具。“由于在个人所有的宅基地上建设独门独院的住宅和以车代步，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少。”
叶齐茂还翻开R.Putnam的著作《孤独的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和再生》一书，念道：“参与社区事务是美国人社会联系的重要指标。”叶说这个指标正在下滑，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欣赏Mike设计的“家园”，所谓“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的尺度”。据1954年的统计记载，当时，71％的美国农户拥有小汽车。叶齐茂戏称美国农村个个是“汽车村”。事实上，今日美国家庭平均汽车拥有量为2.1辆。出乎意料的是，叶齐茂在美国乡村各处看到一幅似曾相似的画面，“乡村里到处是破汽车，农户家后院里也堆着一辆辆破汽车，美国农村简直成了汽车工业的垃圾场。”
“这跟报刊上为中国人描述的美国农民住小洋楼，开小汽车的富足画面不一样啊。”记者亦惊讶于叶齐茂的介绍，不过，叶齐茂却说，老化的不只是汽车，还有二战后初期建设起来的基础设施，“相当陈旧，几乎处在运行维艰的状态，老一点的美国乡村居民点千疮百孔。”
在纽约州一户人家里，叶齐茂注意到这户人家的暖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50年前的设施还在使用，但是他们感冒了。”3月寒春，主人家孤独地守在家中取暖，而50多年前由政府修设的取暖设施却“感冒了”，叶齐茂不由地想到一个词“孤独的牧羊人”。
“在过去10年里，州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没有能力继续修建新的道路、学校、上下水道等公用设施。”叶齐茂被告知，“按照马里兰州长 P.Glendening的计算，每一个新教室将花费9万美元，每一英里新下水道将花费20万美元。每一英里单道的新路将花费400万美元。”
这是一笔数额庞大的修缮费用，而美国农业产值仅占美国GDP的1％，农业地区的税收并不足以对散布在辽阔土地上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施更新改造。遗憾的是，50多年前，政府在修建这些公共设施时，没有考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施折旧的机制，给现政府留下一堆难题。
“原先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教训。”叶齐茂说，“如果不考虑乡村基础设施的合理折旧战略，那末，美国一些老乡村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一些村庄的明天。”
叶齐茂说，征收一部分折旧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可持续地运行下去的关键，然而在国内考察新农村建设，他发现很大程度上中国在重蹈覆辙，比如说过去，国家财政也帮助过一些村庄建设自来水和道路，可是，年久失修，早已不能使用了，如今政府又得重新投入建设，“如果当时实施一定程度的折旧，今天的投入就不会这么大了。”
受约束的房子
旧是旧，但每一个乡村居民点都有由地方政府委托的污水处理公司运行管理的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都有由市政当局委托的私人代理公司定期收集处理垃圾，一定有消防栓。叶齐茂说，这是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指标之一，乡村基础设施综合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发达地区。
“不能进入这个基础设施服务系统的住宅是不合法的。”叶齐茂说，在美国人看来，没有消防栓覆盖的住宅是不适宜居住的，尽管美国乡村居民点的道路等级低下 (沙石路)，但消防栓却随处可见。因此，“如果一个乡村居民不受约束地任意盖房，必然会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成本，这是市政当局不可能接受的。”
有趣的是，映入叶齐茂眼帘的美国乡村布局却是“乱七八糟”的，村落分散，东一家西一家，很容易给人留下“无政府主义”的印象，因为美国的土地是私有制的，土地怎样开发，在哪里开发，开发后盖什么房子都是“自由的美国人民”决定的。然而叶齐茂调查发现，有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美国乡村居民点的建筑风格和布局特征。
鹰树林是爱荷华州一个非常小的边远农村社区，分散居住了3700人。当地居民希望在教育预留地上建设一个儿童中心，包括幼儿园、婴儿室、课外活动室、办公室和公共会议场所。这个项目的建设资金构成让叶齐茂非常感兴趣，一共76.8万美元中，社区自筹8.8万美元，地方政府资助3万美元，爱荷华州社区发展基金资助35万美元，余下的30万美元是美国联邦政府农村发展部提供的固定利息贷款。
“我是贷款给你的，你得听我的话，符合我的标准，这就是约束力。”叶齐茂说，美国联邦政府高明，“变一个方式”，用贷款而不是直接拨款的方式来支助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分摊下来每个儿童一天需要偿付不到10美分，实际上这笔钱由鹰树林地方政府偿还，“政府是没有钱挣的，其实是由鹰树林地区纳税人共同负担。”
除了公共基础设施，居民个人住宅，联邦政府亦提供“担保贷款”，联邦农业部的乡村发展办公室每年支持建造或改善了6万套以上的乡村住宅，财政援助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向金融机构借贷的抵押担保，而不是支持拨款给居民。也就是说，居民住宅绝大部分建设费用来自银行贷款，其风险由政府担保。
“住宅贷款担保制度不只是一个金融制度，同时也是一个政府贯彻它的发展导向的机制，政府的住宅贷款担保事实上成为政府贯彻它的意志的手段。”叶齐茂一眼识破美国联邦政府的“鬼主意”，“政府通过这个看不见的手抓住每一个人”。
从加利福尼亚到衣阿华，从纽约到弗吉尼亚，一路上叶齐茂看到的乡村居民点都是“新英格兰殖民地式的”建筑，“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堪萨斯的乡村几乎与纽约州的乡村如出一辙”，原因是，联邦住宅局曾经特别支持“新英格兰殖民地式的”建筑。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贷款担保，居民自然“随行就市”。联邦住宅局还设立了新住宅建设最低标准，它包括宅基地规模、退红和整个住宅的宽度，鼓励在乡村地区建设独门独院的住宅，而不鼓励在那里建设公寓楼式的住宅。
这种模式，被叶齐茂批评为“千篇一律、工业化大生产、没有品位”，“使美国乡村失去了多样性”，但是叶齐茂惊叹美国联邦政府的意志如此有效地被贯彻，资助什么样的房子，不资助什么样的房子，效果立竿见影，“美国联邦政府意志是很强，但它不是下命令，美国政府跟银行的配合非常好。”
相形之下，中国还是习惯使用“有形的手”，叶举例子说，去年新农村建设推进时，一个特大城市的郊区农村改造6万个厕所，结果由市发改委统一去购置物料。叶说，其实，行政机构可以把这笔钱交给银行来运作，“银行来做每一笔账都算得很清楚，而且还能限制回扣。”
不过，叶齐茂觉得，目前中国采取的基本上是财政拨款的方式，“不拿白不拿，层层克扣是常有的事”，“如果通过银行，这些利益跟这些人没有关系了。美国人这一套中国人不是不懂，而是不愿意做”。
令叶齐茂忧虑的是，“政府的住宅贷款担保”经验国人不去学习，却千篇一律学习美国人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式”的建筑风格，“这和过去中国人全是一身解放绿没有两样。中国人改了穿衣的方式，却又追赶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还以为这就是时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