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战后的德国一样，二战后的日本同样需要通过种种手段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撇开一些情感因素，笔者认为这也属于一个正常发展的范畴，如同当今人们对德国和意大利这两大二战战败国的看法。
日本的不同在于，他在向正常国家过渡期间，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对历史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是有目的的认识不到）。这个对历史认识不清的前提与雅尔它体系对战败国的强制规定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使得日本在没有向世人洗刷干净罪行之前将永远得不到道德上与法理上双重支持。日本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国家利益驱使他朝更为正常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耕植在国民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经济衰退打压下，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民对经济增长的失望导致内阁不断地轮替。小泉的出现虽然没有解决根本的经济问题，但是他维持了一个稳定的政府。维持这么一个稳定的政府在于他对历史等问题“极为精彩”的运用。就是在这种牺牲国家部分外部利益换取内部稳定的操作之下，小泉成功的完成了连任，完成了九十年代日本多届内阁所不能想象的“记录”。
牺牲部分外部利益，稳定内部的目标依然是获取更多的外部利益。从一些角度来说，日本经济泡沫化是加速了他以不正常心态走向正常大国的一大助力，而导致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一种可能恰恰就是他的经济影响远比政治影响大的多，没有强大的政治影响，经济必定会受其制约。“广场协定”只是影响其经济命脉的一个枷锁，摆脱这个枷锁技术难度不仅来自美国，更来自内部。与其做这么一个无用功，不如再寻找一个道路，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政治方面的突破此时越发受到瞩目。
日本需要加快自己的预定计划，不仅来自内部的极度渴望，更来自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复兴的压力。原本中国与俄罗斯都可以成为他经济增长的的助力，基于政治大国目标的考量，日本决定牺牲与中、俄之间更宽广的经济合作。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牺牲是被动的牺牲，决非主动的牺牲。无论是历史因素、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日本的出格表现不会让中国和俄罗斯愿意容忍。小泉就曾表达过“不让历史与经济相互独立”的话。
无论是自卫队到自卫军，还是防卫厅到防卫省。这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小点，或者说是一个表象的东西，他表达的是日本正朝这个目标前进着。军事上的努力只是他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成就的手段。但对“和平宪章”的践踏，足以表达出那种对往昔权利的渴望。
或许中国等国在短时间内将无法制止日本的“大国梦”。原因在于，一“梦”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东西，除非日本人死绝，不然还会有人做；二种种相对直观的选择权又掌握在日本手中，来自的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压力只会延缓这一切，却根本无法解决一切。因此，对于不希望看到这一切的人们来说，做的更多的只会是提升自我实力、准备应对将来的挑战。日本议会对“和平宪章”的修改，中国无法根本性影响，即使包括共产党与社民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都投了反对票。
日本的问题不光如此，若仅仅只是一个“大国梦”，尚值得理解。其实也不然，假使听任日本自我松绑，在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日本，无疑这是给自己制造问题。可以想象，2005年4月中国在日本争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的强硬表态，“不惜否决”！
所谓短时间内无法阻止日本的“大国梦”，讲述的是日本现在到“圆梦”的一个时间段，其中包括从一个战败国到一个“正常国家”的转型，再从一个“正常国家”向一个政治大国的转型。中国难以最阻止的是日本向“正常国家”的转型，中国可以争取到时间是日本向一个政治大国的转型。前者属于日本内部运做可以基本解决的问题，后者不竟然。政治大国需要一定资本的国家影响力，日本争常就是对这种权利追求的一次跨越式尝试。只是，日本即使争取这个虚位，也不一定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为何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不仅是常理的位置、不仅是经济的地位，更多的还有诸多外交成就。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会议，中国在那获得了外交的第一桶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影响深远，直到现在睦邻、友邻、富邻政策的出台；“一条线”和“一大片”。中国的一切外交成就或是政治成就是几十年沉淀的结果，在北京我们可以一下叫到四十多个非洲国家一起开个会。与此同时，在广西我们又可以把东盟十国叫起来一起开个会。这种国际影响力决不是日本扔几个铜板可以解决的。如若日本想成为真正的大国至少时间将是一个挑战的因素。
对于日本来说，还有一个讨巧的办法。那就是通过一些重大事件挫败中国，像当年中国挫败印度一样，获得自己的政治声望。台湾将是其孤注一掷的一颗棋子，历史情节、政治需求、经济命脉全都集中在台湾之上。问题接踵而至，作为侏儒的日本想拿中国命脉的台湾做文章，本身又是一次豪赌。
历史送了我们镜子，从中国的北洋舰队、沙俄的黑海舰队、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三次精心地赌博日本都获得了胜利，那这次好赌的日本是否会再一次选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