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二年级，我悄悄地爱上了同班一位叫杏的女孩，她是男生公认的“年级之花”，活泼、开朗。公开追她的男生少说也有一打。我没有出众的长相，又来自乡下，一身土气未脱，虽有一两篇诗文见诸校报，可那算什么，比起校园文学社团里的大腕级人物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总之，我是那么的默默无闻。怎样才能让她注意到我?为这个问题我几乎绞尽脑汁。
一天，我在《读者文摘》里读到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小玲的女孩，大学四年，临毕业还在寻找着一个不知名的男孩：
一次，学院放电影，换片中途，银幕上用幻灯打出两条“XX同学有人找”的启事后，接着又出现了一行宇“小玲你好”，没有落款，一向平平淡淡，没有多少故事的小玲，第一次受众人注目，非常激动。电影一结束，她冲进放映室，工作人员告诉她，点播者不肯留名，只记得是个男生，风衣……
为此，女孩在同学、老乡中逐个过滤，寻找了几年，后来还不断扩大范围，直到毕业也确定不了那个风衣男孩究竟是谁。“可是这足够我一生感动”小玲最后说，“那一行字在观众面前一闪而逝，却在我心里永远定格、带给我一生好心情”。
再次回忆起这篇文章，我突发灵感。那时，省广播电台刚刚推出“星期天特别节目”，并开播了“空中点歌台”，我想，为什么不去为心中的女孩点一首歌呢?最好开始也不要报出自己的名字，先让她惊喜，等到她费好大劲还是猜不出——因为她不可能会想到校园里默默无闻的我——然后再出现在她面前，有这样浪漫的开头，后面还愁没有好戏?
这个念头一经闪现，便再也按捺不下，随即，去信询问点歌事宜。收到电台回信，我却吓了一跳。点一首歌要一百元，这够我当时两个月的生活费，怪不得点歌者没有几个是学生。爱情和面包孰轻孰重，不用掂量我也知道。
可是我是农民的儿子，父亲为了供我上大学已经累弯了腰。他按月寄给我的钱都是在砖瓦窑替人家练泥赚来的。双脚深陷在两尺多深的泥坑里，父亲牵着两头老黄牛顶着烈日每天要转几千个圈，把黄土练得稀熟,不留一个坷垃。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全家人省吃俭用，一个鸡蛋也要拿去卖钱。有一次父亲累得当场吐血，母亲劝他去医院看看，可父亲执意不肯，他说，三娃还在念书，等三娃子毕业，有了工作，再看不迟。
现在要拿一百块钱为女孩子点歌，父亲知道是不可能答应的，即使编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父亲一下子也拿不出，还不把他逼得再吐血?
我不得不放弃这个荒唐的念头，可心里却怎么也割舍不下。
那些天，我上课无心，茶饭不思，回到寝室即蒙头大睡，连着几个晚上都失眠。寝室里的人都关心地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想到这样的事不便与人诉说，我只好回答说，去医院吃过药了。我觉得自己真的病了，病得无可救药。
直到第五天中午，我实在是心堵得慌，便一个人带上纸和笔来到静静的教室，笔下如出闸的洪水奔涌而出，我尽情地向心中的女神倾诉着我的单想思，就象当着杏的面说话一样。一口气写下了六大页。
把久积的苦闷渲泄一尽，心中陡然生出一种神圣感。我想伟大的爱情大概都是这样，要从痛苦中升华，百转千回始入海。也是一念之下，我决定把这几页文字寄给省广播电台“星期天特别节目”，向我信赖的知心主持人程东、李静倾诉。
把信封塞进邮筒后，我命令自己从此忘掉这件事，忘掉遥不可及的女孩杏。
半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正午时分，当我在校园林间小径经过，听到广播里传来熟悉的声音，那是程东浑厚的男中音在娓娓叙说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痴情的男孩，爱上了美丽动人的杏姑娘，自卑而好强的男孩受一篇故事的启发……
我才知道那是自己寄出去的几张纸变成了《今夜星光灿烂》专栏的采用稿。这个节目晚上二十点重播。晚上，我戴上耳机来到灯光暗淡的篮球场，这次我从头到尾都听了个遍，作者姓名、学院班级全部用了我的真实姓名、地址。不用说，这件事明天就会传遍校园内外，杏也一定会知道。
这样呆坐了许久，回寝室的路上，我抬头望天，明月皎皎，星光灿烂，心却怎么也不能平静。
寝室里灯光已熄，我悄悄地爬上床，辗转反复，又是一个难眠之夜。眼前挥洒不去的总是杏的影子。
我一会儿很激动、激动的是借主持入之口道出了久不敢吐露的心曲，这样似乎比那个读来的故事更富有浪漫色彩，至少，我比那个不留名的男孩勇敢。
一会儿又突感不安，杏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同学们又会怎样想?我不敢去考虑那可怕的后果。只是一个劲地后悔不该那么冲动，把“悄悄话”也寄到电台去，当时倒是一吐为快，现在，曝光了，怎好收场?
不想还好，越想越乱……
“对于一个初涉人世的青年来说，自信不会与生俱来，正如楼阁不可能建立于空中；相反，勇气往往是置之绝境而后生。有一句禅语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没有山穷水尽，哪来柳暗花明，记住，爱情也一样……”
多年以后，讲完这个故事，林总象一个哲人似的玩起“深沉”，坐在他身旁的杏，小鸟依人，春风含笑，无声地为这个故事中的故事划上圆圆的句号。
("千年情缘，夕夕相守"七夕情人节有奖征文原创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