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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李宇春来到北大百年讲堂，1500名大学生追星两小时。昨日《新京报》刊发评论《北大怎么了》，提出两个“不可思议”：一是“北大的学子们竟然也这样庸俗地成为追星族的一类人群”；二是“北大百年讲堂竟然向李宇春敞开了大门”。
两天后，阔别北京56年的李敖来到北大讲演。在这位作者的眼里，李敖先生北大讲演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佳话”。李敖是华人圈里知名的文化人，李敖著作等身；李敖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北大毕业的，李敖年轻时曾受到做过北大校长的胡适的欣赏……反正理由可以找一箩筐。
文化不分高低贵贱
我的疑问是：北大的讲堂李敖能来，李宇春为什么不能来？虽然李敖是在行政楼礼堂讲演，但北大书记、校长悉数到场，完全可视为百年讲堂对李敖也是敞开的。李敖的“文化之旅”诠释的是一种文化，李宇春等“超女现象”传达的难道不是一种文化？李宇春等“超女”娱乐成分很浓，难道李敖的“文化之旅”就没有娱乐成分？
文化可能有雅俗之分，而无高低贵贱之分。俗文化不一定就是低贱的，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大概一些人的骨子里，还有着以职业或身份来分贵贱的观念。当年梅兰芳男扮女装唱京剧，开始也是在民间得到追捧，被人视为“伶人”之类备受讽刺。
可是当梅兰芳成为“大师”、“艺术家”时，出入重要的政治或学术场所，谁又能认为不合适呢？金庸的武侠小说风行华人世界，当初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正经的文学，可他照样敢自嘲“班门弄斧”，讲学于北大。周星驰的无厘头让青年学子如痴如醉，星爷不但来到北大，而且被某些高校聘请为客座教授。难道因此这些高校斯文扫地了？中国古代以礼法治国。
礼法的重要内容是别亲疏、高下、贵贱。这样的社会维持秩序最重要的便是各类人群“守本份”、“不逾制”，鲁国大夫季氏让八列歌女在自家跳舞，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那时候让唱歌的或者引车卖浆之流进入黉门，大多数士大夫会认为其有辱斯文。可现代大学制度确立后，正如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之初对学子所说的那样，大学不是培养做官的而是培养做学问的。声光电是学问，哲学历史地理是学问，如何治国是学问。那么一种引起那么庞大人群关注的文化现象，如无厘头幽默，如“超女”热，当然也是可以做研究的学问。
年轻人有偶像太正常
当年淘粪工人时传祥在人民大会堂能和国家主席握手，放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刘少奇说淘粪和当国家主席只是分工不同。经过多年的宣传，国人已经能接受基层的劳动模范出现在重要的政治或文化教育场所，那么一个娱乐偶像，她健康阳光，她善良大气，她给观众带来了欢乐，给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和时传祥这样的劳模又有什么区别呢？
至于北大学子追星，不可简单用“庸俗”两字来概括。谁都年轻过，年轻人有着自己的偶像太正常了，和他是重点大学生还是街上的小混混没有关系。80年代的大学生，许多人喜欢崔健和罗大佑，难道这些人就比今天喜欢李宇春的人高雅、更有品位？今天的“玉米”，明天去国外留学，过些年回国成为社会精英，这很有可能呀。当然，“追星”引起现场秩序混乱总是不好的，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把“玉米”彻底否定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