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广州媒体从业者)
演艺圈有人吸毒，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可是每一次消息出来都会炸锅。很显然，人民群众早就看不惯了，端着大棒等你出来，出来一个灭一个，出来两个灭一窝。于是，歌手谢东吸毒案发，引发了一场大揭发和大批判运动，所有与毒品有关的明星都被挖出来游街示众，所有对明星的嘲笑、痛恨和愤怒都像恶之花一般盛开。
我感到奇怪的是，不仅仅是口无遮拦的网友如此，就连平日正襟危坐的报刊时评也按捺不住，近乎破口大骂起来，大谈吸毒事件反映了娱乐圈的堕落、糜烂，艺人有钱就手痒，明星没有吸毒的特权，等等。
明星当然没有吸毒的特权。在法律上没有，否则警察就不会造访谢东的家了；在舆论上也没有，否则大家就不会这么怒不可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倒是有更多接受群众举报和舆论监督的“特殊义务”。
吸毒的确不是一件好事，但它所危害的，首先是当事人的身体和精神，其次才是社会危害，除非你认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给别人做榜样的，而自身生命没有价值。而且，吸毒所带来的更多是难言的痛苦。
为什么吸毒痛苦却不能自拔？科学家早已经作出结论：吸毒是一种脑病。抄几句医学解释：“吸食毒品到一定量后，中枢神经系统神经介质的分泌极不平衡，引发‘毒品记忆因子’的产生，造成机体一系列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美国全国毒品研究中心的兰施纳博士说：‘这就解释了毒瘾为什么是一种大脑疾病。也许一开始是主动接触毒品的，但一旦接触，你就不能对它说停止它就停止。接触是主动的，但停止从来不是。’”吸毒固然有道德和意志的问题，但对于瘾君子来说，它首先是一种疾病，所以戒毒要靠药物。但是我们更关心疾病背后的道德问题，尤其是明星，如果他们面临死亡，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是不是艾滋病啊———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淫乱的报应，更何况吸毒这种糜烂生活的代名词！从疾病中挖掘社会道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有个批评家叫苏珊·桑塔格，因为自己曾经有过乳腺癌的经历，深感患者所受社会压力大过疾病压力之痛苦，专门写了两本书来研究这个问题，一本是《疾病的隐喻》，一本是《艾滋病的隐喻》。她研究了结核、癌症、艾滋先后承受的社会隐喻。这些病人都被暗示有人格缺陷或道德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患者由此而身败名裂，遭受“道德迫害”。
桑塔格说：“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做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在桑塔格看来，疾病就是纯粹的疾病。当然，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疾病有它的社会原因。艾滋可能和淫乱有关，吸毒可能源自精神空虚。但是感冒也可能来自生活不节制啊，艾滋却可能是输血的结果。就算有人因为生活空虚而染上毒瘾，就应该遭到唾弃吗？世界上大多数的罪恶，难道不是由非吸毒者犯下的吗？应该承认，有些人群离毒品更近一点，比如生活无着的边缘人群，比如演艺明星。既然我们对广大弱势群体都可以怀着同情和关爱，对已成病人的演艺明星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记住，不要妒忌，更不要咒骂，那是你心中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