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至三日，第六届亚洲安全会议（即“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率领的一个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于五月三十一日抵达新加坡参加会议。这是六年来中国军方首次派出高层人士和代表团参加这一会议。六月一日上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中国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和日本防务大臣久间章生等人，将在首次全体会议上分别发言并展开互动。
第二轨道的国防外交
“香格里拉对话”最早开始于二零零二年，因每年都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此名。这一对话机制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并获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亚太国家的响应，因此实际上成为亚太安全领域一个相对固定的沟通机制。每年，美国国防部都会派遣至少副部长以上的官员出席，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国家也都有国防高级官员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高级安全官员将再次在新加坡聚首，共同探讨亚太地区的安全走向和安全格局。
“香格里拉”对话是“九一一”之后产生的新生事物，原因在于“九一一”后各国迫切需要一个第二轨道的外交和安全磋商机制，亦即具有一个在口径和尺度上较第一轨道更为宽松、随意的平台；出席对话的人物大都具有官方背景，或至少对各国的安全政策具有足够影响力，但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则又具有较以往更多的自由度，由此保障“香格里拉对话”成为地区安全领域一个集思广益的开放平台。六年来，“香格里拉对话”将地区间意识形态、战略利益互不相同、甚至互有冲突的国家的高级国防官员联系在一起，其作用从长远看甚至可能超过欧美之间的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
积极参与，因势利导
对中国来说，这一会议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具有一种比较灰色的作用。首先，这一会议的第二轨道作用人所皆知，而且其灵活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也实际为人所知道；但这一会议却又是由西方国家发起组织，而且美国也在其中积极参与，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经常也给台湾开绿灯，因此中国大陆方面一直比较低调。但若从另一方面看，亚洲地区是全球迄今除中东外，战略上作为错综复杂的地区，因此需要一个乃至几个多边的防务和战略磋商机制。“香格里拉对话”虽由西方发起组织，客观上也有潜在针对中国的意图和作用，但在“后冷战时代”，惟其错综复杂才更需要各方加强沟通，解释或明了彼此的战略意图；而且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由于各中小国家的积极参与，美国的作用在这一会议上实际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平衡，客观上也有利于这一地区安全秩序的民主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中国军方首次派出副总参谋长章沁生率领军方高级代表团赴会，显示了中国军方在安全领域里与西方和地区中小国家展开良性互动的愿望和自信。事实上，中国军方高层参与这一会议，不但有利于与各国展开交流与合作，而且也可逐步影响和引导“香格里拉对话”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据笔者这几天在会议现场的观察来看，章沁生与各国军方人士的双边和多边会晤也十分频密，各国与会人士对于中国军方首次派遣高层人士出席也给予较高的评价。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凤凰卫视派出一个由资深记者和评论员组成的采访阵容，每天从会议现场发出全球华语电视媒体的独家观察和分析；会议期间也将有一系列国家的高级国防官员和智囊接受凤凰卫视专访，透露其对地区安全的战略考虑。这些专访将在凤凰卫视节目中逐步与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