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青海“原子城”，爆轰实验场的半掩埋式车间
讲述人：广东“两弹”功臣代表罗耀春，68岁，广东梅州人，在221厂工作23年，现为广东省公安厅退休干部
40年前的6月17日，罗布泊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在这个纪念日到来之前，中国首个核基地——原国营221厂地下指挥所解密对外公开。5月30日和5月31日，《广州日报》分别大篇幅报道了这个神秘的核基地以及广东籍“两弹”人员的传奇经历，引起了巨大反响，近百家网站和媒体转载，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和那个曾经代号为221的工厂顿时名动海内外。
大多数功臣没有回去过
无数的电话打到了《广州日报》，那些曾经在西北高原奉献了青春的老一辈核弹人动情地说，那一张照片让他们回望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争着向我们讲述那一个个隐秘的尘封故事。我们诧异地发现，在基地撤销，几次大规模安置后，离开金银滩的人们大部分都没有再回到过曾经战斗的土地。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4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在中国首个核基地地下指挥所首次解密对外公开的时刻，本报决定策划组织这些共和国的功臣们重返核基地。
这个特殊的团队将在17日从广州出发飞赴西宁，30人的团队包括了11名工程师，以及大学教授、工程技术人员、部队人员、后勤人员和医生等。团队不可能涵盖广东的所有221人，但已经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团队还特别邀请了目前在北京的211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前往基地，与老战友们重逢。
南航提供协助
这将是地下指挥所解密后，海北州迎来的第一个专项的旅游团，更有老一辈“两弹”人员重返故地，回望那战斗的青春岁月的重大意义。活动得到了海北州宣传部和221局西宁留守处的大力支持，在金银滩上召开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
虽然活动筹划的时间紧迫，但活动立即得到了广之旅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协办活动。“广之旅”董事长兼总裁郑烘说：“广之旅多年来大力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今后将计划大力发展西部丰富的旅游资源，让更多游客领略西部独特的风光。”在机位紧张的情况下，南方航空公司提供了帮助。
本报将陆续推出连续报道，带你走进核基地，忆往昔峥嵘岁月。
退休后常梦见221厂
读了“中国首个核工厂49年后解密”的连续报道，激发起核武研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由于前苏联撕毁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并撤走了所有的技术专家，而我所做的工作在设计图中只是一个极小的、并无任何标注的框框，必须到京、川、青许多地方协作。因此我的23年核武工作就在深山与高原间来回奔波，既住冰雪高原，也钻高山深沟，虽然艰苦奋斗，却也其乐无穷。毕竟为国防作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
我于1964年从清华大学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没有回家即于9月到221厂报到，分到实验部。因为青海当时尚无工作条件，调到科办七室去外单位协作。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点火部件中的很小的一个器件，当时国内许多厂家没有现成的，连国防科委12所也尚未研制成功。朱光亚院长亲自到七室提出要求：鉴于我们要求的器件品种较多，数量极少，质量严格，特种要求苛刻，外单位不愿意协作，要我们边协作，边在三线筹办。虽然由于国防科委大体制的解体，没有办成研究所，在三线只建成特种电真空器件研究室，保证了两弹研制的需要。当年筹备组长胡润章学长，后因处理放射性事故受辐射而英年早逝，不禁令我感慨万分。
到了三线，条件更加恶劣，不单无工作条件，连生活条件都没有，只好和当地百姓混住。当时学大庆的干打垒和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不管是职工、技术员，还是专家、领导，都一起凿山开路、盖土坯房子，当然工号、厂房还是由建筑公司去完成。
一旦“工号”建好，生产线建成即投入研制工作。为了实战的需要，要求核武器要抗辐照、小型化。对我们的小器件来说，难度就更大了。为此，要从新原理、新材料、新工艺着手，既要调研国内外文献，又要大胆地探索，做无数次试验。往往前面似乎看不到路，甚至渺无希望。
退休几年来常常做梦在221厂，今见《广州日报》的报道，真是：
常有凌云梦，重返金银滩。今见广州报，忆昔雄心满：
科学有险阻，牢记肯登攀。打破核垄断，中子弹何难。由于工作的需要，1980年6月我又返回221厂，回到该小器件的测试组里。当时我们全家行李托运，只穿短袖凉鞋，正好天公不作美飘起雪花，许多人看我们又好笑，又可怜，赶快送到招待所。真正体验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六月即飞雪”。
讲述人：广东“两弹”功臣代表李振先，69岁，广东梅县人，亲眼目睹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过程，现为中山大学退休教授
氢弹纪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法国加快了研制氢弹的进程。为了打破核垄断，必须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我国的氢弹。1965年初，毛泽东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
实际上，我国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们从1960年底已开始摸索氢弹原理。当时的二机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把研究氢弹的任务交给了在原子能研制所工作的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人。
于敏是我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的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临，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8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我目睹氢弹爆炸场面
我在青海金银滩待了8年，那段“头顶蓝天，脚踏草原”的岁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我1962年从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起初分配到北京电器科学院工作。那个时候，为了中国的核事业，二机部可以说要人给人，要东西给东西。因为我学的是物理专业，在北京电器科学院工作不到两个月，也被二机部要去了。
1963年3月，我正式到221厂报到，那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是在六分厂即爆轰实验厂搞冷实验。现在，那个已经解密的、看似碉堡模样的半地下掩体，我在那里度过了上千个日日夜夜。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条件真的很艰苦，烧水烧到83摄氏度就开锅，所以从没吃过熟馒头，都是黏糊的，住的是半地下室帐篷，外面下雪，里面结冰。
回广东后我就没回过金银滩，今年6月17日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40周年的纪念日，《广州日报》组织我们这些老专家重返基地，这让我心里难以平静。过去40年，出于保密需要，我在核基地的工作以及参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经历，我从未给别人讲过，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和中山大学的同事。当年我回家探亲时，家里人老追问我在哪工作？口袋里的钱是不是来路不明?我硬是什么也没说。现在，40年过去了，第一颗氢弹爆炸的那朵蘑菇云日渐清晰，我就说说那段经历吧。
出现两颗火红的太阳
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爆炸前一个月，我受命从221厂去新疆罗布泊，因为我是搞爆炸实验的，所以去罗布泊主要是测试氢弹爆炸时电磁辐射的信号和数据。在罗布泊一个月，我跟外面断绝了一切的联系，包括同样在221厂的妻子。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设备安装、调试后，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时我戴着厚厚的防护镜，有幸目睹了这一场面。
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强烈的光辐射，伴随着“呼、呼”的声音排山倒海般地袭击过来，真的好吓人。 虽然我距离爆炸中心58公里，但仍能感觉到强大的冲击力。13秒钟后，天空中渐渐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爆炸后4小时直奔爆炸中心
聂荣臻元帅亲自指挥了这次氢弹实验，当时我距离他只有十几二十米，当时他的镇定和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时20分，即氢弹爆炸后4个小时，防化兵开车载着我直奔爆炸中心。氢弹是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爆炸的，但地面仍然变成了一片虚土，足有半米厚。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核武器的爆炸威力，离爆心700米处的坦克就像图钉陷在地上，表层都融化了，车内动物全部炭化；放置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我们项目组在爆心底下安装有拍摄装置，第一次进入爆心的我只是收取胶卷，然后就迅速离开了爆炸现场。第二天，我再次进入爆心取回相关仪器。
此后，我又参与了8次核武器空爆实验，其中氢弹实验一次。那时候真的没想到什么是危险，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光荣，一种使命。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仍常常想起。（文／图 本报记者柯学东、邱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