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这个名词在国际政坛上叫嚣了有那么几年了﹐特别是在北起北海道南至爪哇岛的宽阔海面上﹐这个名词象一搜杀人越货的海盗船﹐幽灵般地漂泊在黑浪涌涌的洋面上﹐它的目的地﹐是某个列岛上熟睡的妇孺和掩藏的财富。
这个名词听上去似乎很恐怖﹐但实际上﹐虚幻的如同午夜的梦境﹐而这个名词的源起﹐恰恰是来自某位岛国天皇的一个恶梦﹐在梦里﹐昔日施加在邻居家中的兽性杀戮﹐降临在自己的皇宫之内。
其实﹐散布在诸多列岛上隔海相望的那些畏惧的眼神﹐实在是多余﹐他们今天能安稳地操着自己的语言唱着自己的民谣﹐真是全拜历史上不习惯威胁别人的中国所赐。
中国的错误﹐不在于“威胁”了谁﹐而在于没有去“威胁”﹐或者﹐“威胁”得不够彻底。
这里所说的威胁﹐不是指武力的威胁﹐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征服、经济的控制和意识的同化﹐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对周边地区实施同一化的愿望和行动﹐是一种以天下一统的意志和决心。
试想﹐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信仰和共同价值观念的东亚及东南亚﹐相比错踪复杂危机重重的现状﹐会不会更稳定更团结更对整个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遗憾的是﹐中国在历史上早早地放弃了这种威胁﹐一个唯一具备足够的实力可以使东亚同一化的国家﹐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只会关注自己并且习惯为自己的少许成而陶醉的国家﹐对于周边的番邦异族﹐一向抱着轻蔑和鄙视的态度﹐即使面对多次侵扰的北方蛮族﹐最多也就是有限的几次回击和设立几个单薄的护府﹐实在不行﹐干脆砌一道长城在想象中把番邦异族分割出去﹐然后安享太平盛世。直到熟悉北方的满人入关之后﹐才不太情愿地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法真正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控制了东北、内蒙和新疆﹐至于秦始皇发三十万移民征服岭南的成功先例﹐仿佛和神话一样遥远﹐那里的汉人早已被习惯地称为南蛮。
当然﹐某些自恋的历史学家总会翻出张褰出使西域﹐玄奘天竹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来炫耀﹐以证明对外交流的活跃﹐但这些少的可怜的个别事例正映照出真正征服和交流的贫乏。张褰出使西域的结果﹐换来春风不渡玉门关的慨叹﹐慨叹习惯了之后﹐西域的胡人就信了伊斯兰教﹔玄奘背回佛经﹐唐王大封特封以此为耀﹐而玄奘的护照却是几百年后一个叫吴承恩的落末书生签发的﹔鉴真东渡日本颇费周折﹐可日本遣唐使的旅程也不见得过于轻松﹐即便是偶尔有正规的军队﹐到了朝鲜半岛的南端﹐一阵台风吹来也就立刻打道回府﹐而且﹐还是蒙古人﹔至于郑和七下西洋﹐不客气的说﹐与其远涉非洲﹐还不如送几万军队和几十万移民到南洋来得实在﹐那样﹐我们现在就不用为印尼的华侨担心了。
所以﹐当阿拉伯半岛的一支游牧民族﹐挥舞着弯刀用同一的信仰和价值观征服他们周边的世界﹐最终把穆斯林的雪球滚向欧洲大地时﹐中国还沉浸在蛮彝朝贡的优越感中﹐在古典时代经济和文化最繁盛的时候﹐放弃了作为地区文明中心所应承担的威胁进而征服周边地区的责任﹐古代中国的自恋和无为﹐造就了现代东亚的混乱和无序。
一个据说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一个拥有古典世界最成熟最辉煌文化的国家﹐完全漠视周边地区对中央文明的敬仰和渴望﹐闭关锁国地长期沉湎于自大自恋自我陶醉之中﹐零星的文化输出还要依赖开恩的皇帝或者流亡的苦力﹐懒惰的中国辜负了世界文明的期望。
因此﹐中国的周边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于是﹐作生意的穆斯林来了﹐找香料荷兰人来了﹐跑运输的葡萄牙人来了﹐占地盘的俄国人来了﹐盖洋房的法国人来了﹐贩鸦片的英国人来了﹐开银行的美国人来了﹐耍大刀的日本人来了﹐甚至连自诩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人也来了﹐只有最该来的中国﹐羞答答地掩饰着自己那少的可怜的威胁。
短短一两百年的历史过后﹐看看今天的东亚吧﹐日本的嚣张﹐俄国的觊觎﹐韩国的骑墙﹐朝鲜的反复﹐蒙古的反骨﹐印尼的蛮横﹐菲律宾的强硬﹐马来西亚的轻蔑﹐印度支那的暧昧﹐中国已渐渐丧失了对周边地区应有的影响和保护﹐而这种影响和保护﹐正是纠正现代东亚的混乱和无序最好良药。
所幸的是﹐中国再一次强大了起来﹐无论经济军事还是外交﹐已经初步具备了影响和控制周边地区的能力﹐所以某位心中有鬼的岛国天皇﹐开始担心起自己皇宫的安危了﹐中国威胁论于是便成为了时髦的话题。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文明国家﹐是不可能实质性地以武力威胁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但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东亚大国﹐我们也不该过分掩饰影响和保护周边地区稳定和谐的决心﹐这是中国的义务和责任﹐那个历史上沉湎于自大自恋自我陶醉之中的错误不该重演。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当某岛国的首相参拜完鬼社﹐试探着向我们借一支笔以便写完中国威胁论的最后一章时﹐我们应该毫不掩饰地枪过那份书稿﹐理直气壮地写下﹕
中国﹐你凭什么不“威胁”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