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重组后，电信业发展走势，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在电信业内部，探讨全业务、综合信息服务等发展方向，成为行业关注重点。电信重组解决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有四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会牵动电信重组后产业的整体走势，这四个方面分别是：改革的定位、产业定位、信息化路径选择与增长方式的定位。分述如下：
第一个疑难问题：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垄断与竞争问题
我们要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的高度上，来审视这个问题。
首先看体制内部的垄断竞争问题。电信重组，不是泛泛打破所有垄断。比如自然垄断，就不是重组要打破的。保持国有企业在电信业的一定垄断地位，一方面是为了顺应网络行业自然垄断和范围经济的规律；另一方面是要中央企业承担宏观经济功能，以及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功能。
重组解决的是竞争问题，而不是垄断问题。电信运营商仍然垄断，但由于重组为它们配置了全业务资源，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巨无霸之间的全业务竞争。这种竞争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定说打破了什么垄断，那只不过是对于单一业务（如移动）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电信重组的本质，是打破体制内垄断，即在几大中央企业之间引入竞争。
下一步的趋势，是中央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外电信改革的思路是私有化，打破国有垄断，引入民营竞争。中国不是这样，而是国有企业要象民营企业那样获得竞争力。这就不完全是靠垄断地位了。通过信息化，现在的电信运营商可以做到集团总部对当天的市场变化进行响应。这样一种搞活的方式，与30年来通过改革来搞活不同，是通过变革来搞活的路数。变革等于生产力发展变化加上生产关系改革。最终目标都是要灵活响应市场。
来源：王煜全《3G时代的新三国演义》
其次看体制外部的垄断竞争问题。重组显然并没有界定国有与民营在电信业中的关系，这就涉及体制外部意义上的垄断竞争问题。重组是挑战，也是机会。挑战是指，现在电信运营商面向全业务经营的前景，提出综合信息服务的战略。从运营商自身角度看，综合信息服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站在国家高度，有一件事要仔细辩析。这就是“综合信息服务”中，涉及增值业务的部分，是否有将民营企业挤出去的含义。如果是的话，这就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大局了。从国家角度，需要做出判断：第一，是否在电信业搞“国进民退”，可以提高增值业务效率？第二，如果国有企业一定要进入高度竞争的增值业务领域，是否需要改革配套，比如从体制中剥离独立经营？如果两者都不是，我们就需要琢磨正常的路径是什么。
我们注意到，其实电信业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其它领域改革开放中没有的经验。这就是通过基础业务与增值业务的分工，协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矛盾。我们平常说的互联网产业，其实是指民营的电信服务业，或电信增值服务业。它们不同于国有企业经营的基础电信业。二者是上下游的双赢关系。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角度审视，这未尝不是一条值得坚持的经验。它启发我们：电信改革，可能不是在基础运营业搞私有化，而是让民营进增值服务业。民营在增值服务业高度竞争，而国有在基础运营业保持稳定，这是另一种意义的垄断竞争关系。本来，在煤炭、纺织等传统行业，还难以形成这种“基础—增值”双赢关系，不断引发国有与民营的零和博弈。电信业除非有更好的理由，否则应坚持这条改革经验。切忌以大欺小，反致业务萎缩。这是有教训的。
国有电信运营商不是不可以进增值领域，也应该大力提倡综合信息服务，但应有自己的规律。后面会详谈。
电信重组后，电信业发展走势，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在电信业内部，探讨全业务、综合信息服务等发展方向，成为行业关注重点。电信重组解决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有四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会牵动电信重组后产业的整体走势，这四个方面分别是：改革的定位、产业定位、信息化路径选择与增长方式的定位。分述如下：
第一个疑难问题：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垄断与竞争问题
我们要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的高度上，来审视这个问题。
首先看体制内部的垄断竞争问题。电信重组，不是泛泛打破所有垄断。比如自然垄断，就不是重组要打破的。保持国有企业在电信业的一定垄断地位，一方面是为了顺应网络行业自然垄断和范围经济的规律；另一方面是要中央企业承担宏观经济功能，以及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功能。
重组解决的是竞争问题，而不是垄断问题。电信运营商仍然垄断，但由于重组为它们配置了全业务资源，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巨无霸之间的全业务竞争。这种竞争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定说打破了什么垄断，那只不过是对于单一业务（如移动）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电信重组的本质，是打破体制内垄断，即在几大中央企业之间引入竞争。
下一步的趋势，是中央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外电信改革的思路是私有化，打破国有垄断，引入民营竞争。中国不是这样，而是国有企业要象民营企业那样获得竞争力。这就不完全是靠垄断地位了。通过信息化，现在的电信运营商可以做到集团总部对当天的市场变化进行响应。这样一种搞活的方式，与30年来通过改革来搞活不同，是通过变革来搞活的路数。变革等于生产力发展变化加上生产关系改革。最终目标都是要灵活响应市场。
图1 电信业的角色博弈
来源：王煜全《3G时代的新三国演义》
其次看体制外部的垄断竞争问题。重组显然并没有界定国有与民营在电信业中的关系，这就涉及体制外部意义上的垄断竞争问题。重组是挑战，也是机会。挑战是指，现在电信运营商面向全业务经营的前景，提出综合信息服务的战略。从运营商自身角度看，综合信息服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站在国家高度，有一件事要仔细辩析。这就是“综合信息服务”中，涉及增值业务的部分，是否有将民营企业挤出去的含义。如果是的话，这就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大局了。从国家角度，需要做出判断：第一，是否在电信业搞“国进民退”，可以提高增值业务效率？第二，如果国有企业一定要进入高度竞争的增值业务领域，是否需要改革配套，比如从体制中剥离独立经营？如果两者都不是，我们就需要琢磨正常的路径是什么。
我们注意到，其实电信业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其它领域改革开放中没有的经验。这就是通过基础业务与增值业务的分工，协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矛盾。我们平常说的互联网产业，其实是指民营的电信服务业，或电信增值服务业。它们不同于国有企业经营的基础电信业。二者是上下游的双赢关系。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角度审视，这未尝不是一条值得坚持的经验。它启发我们：电信改革，可能不是在基础运营业搞私有化，而是让民营进增值服务业。民营在增值服务业高度竞争，而国有在基础运营业保持稳定，这是另一种意义的垄断竞争关系。本来，在煤炭、纺织等传统行业，还难以形成这种“基础—增值”双赢关系，不断引发国有与民营的零和博弈。电信业除非有更好的理由，否则应坚持这条改革经验。切忌以大欺小，反致业务萎缩。这是有教训的。
国有电信运营商不是不可以进增值领域，也应该大力提倡综合信息服务，但应有自己的规律。后面会详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