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中文名: 红旗下的蛋
歌手: 崔健
资源格式: MP3
版本: cbr 128
发行时间: 1994年08月
简介:
崔健小传
1961年：崔健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母亲都是艺术工作者。
1975年：崔健开始学习吹小号。
1981年：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并开始迷恋摇滚乐。
1984年：崔健与另外六位专业音乐人成立乐队--七合板。同年，崔健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浪子归》。崔健最初创作的摇滚RAP歌曲为--《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崔健在一次北京歌唱比赛中初次赢得关注。
1986年：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上，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
1987年：崔健离开北京交响乐团，为ADO工作。崔健发行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1988年他在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
1989年：崔健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在皇家阿尔伯特厅举办的亚洲流行音乐大奖赛，并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艺术节。
1990年：崔健开始着手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中国的巡回演出。
1991年：崔健发行了第二盘个人专辑《解决》。
1992年：专辑《解决》当中的一首犊烊梦以谘┑厣先龅阋啊繁恢谱鞒蒑TV，并得到国际MTV大奖，迅速在亚洲流行。同年，崔健第一次在东京演出。
1993年：崔健和第六代导演张元合作拍摄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
1994年：崔健发行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
1995年：崔健再次被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在著名的武道馆演出。秋季，崔健带着他的专辑《红旗下的蛋》到美国旧金山的Fort Mason Center、波士顿的Orpheum剧院和纽约的The Palladium、The Bottom Line和The Knitting Factory。此次巡回演出范围广泛并在许多媒体获得好评。
1996年：崔健和他的乐队参加了丹麦的Roskilde音乐节，并在国内和香港多次演出。
1997年：发行单曲《超越那一天》和从前的歌曲的精选集。
1998年：崔健发行了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
1999年：第二次美国之行。并重新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红旗下的蛋》是崔健数年前的专辑，现在来谈论它有点不合时宜。这盘专辑当年推出的时候，确实和乐迷的期待有一定距离，因为人们企盼崔健走完“新的长征”，“解决”掉音乐中太露痕迹的“中国特色”，使摇滚的元素更符合国际趋势，但《红旗下的蛋》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崔健的摇滚中国革命还没有完成。
有趣的是，伊沙攻击《红旗下的蛋》，是因崔健“专业感觉”的强化。他指摘崔健的“专业感觉”及“精英意识”作祟，丧失了“平民精神”。这种判断完全是站在音乐的门外说音乐。
音乐无疑是“专业”的，“业余”的不叫音乐，它叫“音响”。说起摇滚乐，有人就以为是几个街头浪子，操起一把吉他瞎敲乱吼的那种东西，这是对摇滚的无知。就崔健的摇滚乐来讲，他的“专业感觉”不是太强了，而是有点旧了。众所周知，崔健的音乐中除了几个“中国特色”外，其他的摇滚元素都不太新鲜。如果把崔健的摇滚乐和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风靡美国的“ＧｒｕｎｇｅＲｏｃｋ”（以Ｎｉｒｖａｎａ乐队为代表）相比，他的“专业感觉”便显得缺乏先锋性和冲击力。另外，从音乐制作的角度看，《红旗下的蛋》的“专业感觉” 虽比《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进步了许多，可仍不够完善。对于这一点，只要把《红旗下的蛋》同１９９４年由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监制的“魔岩文化三剑客”（何勇、张楚、窦唯）的专辑作一个比较即可感知。《红旗下的蛋》音乐的低音声部总是有点“薄”，而其他声部构成也略显嘈杂。这不是乐手的演奏问题，更多的是录音和混音的技术问题。
因此，对崔健音乐的“专业感觉”，应该期待他作得更好、更高，却不是相反。音乐的“专业感觉”只和音乐本身有关，而和什么“精英意识”、“平民精神”之类毫无干系。按照伊沙的逻辑，好像音乐变成“音响”便有了“平民精神 ”，音乐一旦成为音乐那就是“精英意识”，看来伊沙有必要重新安装两个音乐的耳朵。
不过，伊沙对崔健作出这种“形而上”的批判，也没什么好蹊跷的。９０年代以来，“精英意识”常常遭人嗤之以鼻，这得益于所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解构之功。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名声现在也不太好，但当今文坛有不少人还是对它心怀景仰，伊沙就是其中较来劲的一个。我们都知道，“后现代主义”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反对“启蒙心态”。伊沙舔吸“后现代主义”的余唾，到处煽风点火，鼓吹“平民精神”，指斥“启蒙心态”和“精英意识”。但伊沙的“平民精神”是很矫情的，这在他的诗歌中早已暴露无遗。他从来没有逼视自己的个人生存体验，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样子想象着平民生活，虚张声势地为民立言，似乎他是“人民代表”。伊沙忘了“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个最根本的观点 ——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代言人”，所以，伊沙没有品得“后现代主义”的个中三昧，他表面上呼号“平民精神”，可骨子里恰恰是一种“伪贵族”意识、“伪代表”意识。
把话题拉回到摇滚乐。摇滚乐确实有一股精神气儿，可这股精神气儿并不是所谓“平民精神”。如果以为搞摇滚乐的大多是“平民”，就作出摇滚精神是“ 平民精神”的裁定，这显然是想当然。纵观近半个世纪的摇滚乐历史，摇滚精神是争自由、要革命、反抗上帝、蔑视权贵、嘲弄假道德……，一句话，摇滚精神就是“ＲｏｃｋａｎｄＲｏｌｌ”，就是“乐与怒”。这种摇滚精神，可以说它是“精英意识”，也可以说它是“反抗精英”的意识（当然，此“精英”非彼“精英”），但绝对不是不痛不痒的佯装的“平民精神”。
伊沙攻击《红旗下的蛋》，还说了一句很无聊的话，说什么崔健“用一堆‘ 政治波音’来强化他那‘叛逆者’的形象，这是一个演给洋人看的角色”。伊沙说这种话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对伊沙如此胡言的最好的驳斥，不妨用崔健自己的话————“因为你本身是蹲着的，摇滚乐已经站了起来，尽管摇摇晃晃”。
更有意思的是，伊沙最后向世人宣告：“崔健已经不是一个音乐家了，只是一个角色。”伊沙好像又忘了，“音乐家”是个一点儿都不“平民化”的称呼， “音乐家”从来就是体制内的产物，是体制内的封号。而摇滚乐从来就不是体制内的音乐，作为摇滚歌手的崔健也没有生活在体制内。在平头百姓的眼里，崔健就是一个角色，一个摇滚的“角儿”。伊沙失望于崔健不是一个“音乐家”，难道他还希望崔健被封官加爵不成？
崔健不是不可以批评的，可伊沙树错了靶子，批错了方向。凭心而论，《红旗下的蛋》的摇滚元素虽不够先锋，仍不失为一盘不错的摇滚专辑。《红旗下的蛋》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一起，共同展示了一个８０年代中国摇滚歌手的形象。对于崔健，真正令我们遗憾的是１９９８年他的新专辑———— 《无能的力量》。在这盘专辑中，崔健已经无力创造、无力愤怒、无力抗争，他的所有感觉如同他自己在歌中唱到的————“我已摸不着了北”！
在冷冷清清而又不太平的世纪末，一个诗人和一个摇滚歌手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小战争。这场战争不需要调停人，却需要人们去思量。思量之后要去做的，恐怕是————“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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