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家常读书·历史系】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英文名: The gain and loss of Chinese Political Affairs in all the past dynasties
资源格式: MP3
版本: 雨中狐狸朗读版
发行时间: 2009年
地区: 大陆
语言: 普通话
简介:
自从康梁变法，经辛亥革命以来，西方的思想西方的制度愈来愈受人的重视；中国的传统和制度便似乎不怎么重要了。近年兴起了国学，所重的在我看来也都是哲学文学领域居多，在体制制度讨论上，也还是并未给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制度给以了相当的重视。狐狸自己也有时候和同学朋友讨论，往往大家一边倒似的的倾向西方体系，令人不免气闷同时却也似乎无言以对，知道读到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且引几句先生的话说，“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这些话当真读着解气的很。
当然，钱穆先生的中国似乎仅仅是汉族人的中国，“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在我看来，这些话似乎稍许不妥，并且伤心；然而并非重要之处。
权且先发上汉唐宋三朝，余者容后补发。
2009-05-12
开始读书时，窗外大雨，终于读完了钱先生的这本书的时候，心中非常敞亮，仿佛长出了一口大气一般的爽快，推窗而望处，雨竟然不觉间已经停了。
2009-05-14
雨中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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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关钱穆先生的介绍，引自维基百科。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生平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67年10月，钱穆应总统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学术
钱穆自学成才，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以反对“崇古”与“迷信”为理由，对中国先祖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义，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氏以后却又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立定其国学大师，因其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倒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当时再无学者为康文辩。
钱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观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对《中国传统政治》一书逐条批驳。徐复观《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余英时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也常有些即兴的发挥。他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犹如《尚书》的体裁：“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 又说“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李敖称“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
其他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