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片名]：阿拉若山Ararat
[导演]：阿托姆·伊格杨
[主演]：爱妮丝·汉吉安 克里斯托夫·普拉玛 查尔斯·阿纳维 大卫·阿普雷
[出品]：米拉麦克斯
[影视类别]：剧情
MPAA: Rated R for violence, sexuality/nudity and language.
Runtime: USA:115 min
Country: Canada / France
Language: English / Armenian / French / German
Color: Color (DeLuxe)
Sound Mix: DTS / Dolby Digital
[影片介绍]：
安妮是多伦多的一名历史教授，无论是事业，亦或个人生活，她最近的境况都十分不如意。第二任丈夫刚刚去世，继女茜莉亚对安妮充满怨恨，认为她应对父亲的死负责。同时儿子拉菲与茜莉亚陷入了一段青春之恋中。拉菲的父亲，安妮的第一任丈夫，是一名亚美尼亚族“自由斗士”，或者说“恐怖分子”，据传在一次刺杀土耳其外交官的行动中丧生。安妮撰写了一本亚美尼亚画家阿舍尔·高基的传记，高基最有名的作品是一幅他母亲的肖像，他以此来纪念死于饥饿的老人。
安妮被亚美尼亚导演爱德华聘任为其最新电影的顾问，这部根据1917年一本纪实作品《一个美国医生在土耳其》改编的影片，记叙了1915年土耳其东部一座亚美尼亚族城市瓦城被围一役中，百万当地人惨遭屠戮的悲剧。拉菲凭借母亲的关系得以在剧组中谋得一职，他前往土耳其取景，拍摄那些荒城遗迹。
当拉菲带着胶片返回加拿大时，却在海关受到拦截和盘问。即将退休的检察人员大卫怀疑他携带的胶片盒里藏有毒品，虽然最终证明这只是一场误会，但在交谈中拉菲却引起了大卫的兴趣，这位少年看来很乐意跟他聊聊自己那些烦心事，而与此同时大卫和儿子菲利普之间也颇多摩擦。
菲利普的同性恋身份一直让大卫无法接受。他的恋人阿里有一半土耳其血统，恰巧在爱德华的那部电影中扮演角色。但随着拍摄的进行，阿里却对他所饰演的恶魔般穷凶极恶的土耳其军官一角感到越来越质疑和困惑。
虽然以上是基本剧情，但在伊格杨的处理下，绝对不是如此简单的推演。跳跃的叙事足以让观众眼花缭乱。
关于导演：
加拿大导演阿托姆·伊格杨是亚美尼亚难民之子，出生于开罗，父母是家具商。为了纪念埃及第一次试验成功了核反应堆，他们给儿子命名为Atom(atomic)。后全家迁往加拿大，伊格杨年幼时曾拒绝认同于自己的种族，甚至不愿听父母使用本族语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这种民族的血脉是无法从自己身上绝断的，大学时代他通过加入亚美尼亚学生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此后他的创作表明了亚美尼亚背景总是或隐或现的出现在其中。
青少年时代，伊格杨发展出对戏剧的爱好，尤其是贝克特和哈罗德·品特的作品令他获益良多。有趣的是，他在宾馆担任服务生的经历也对他的电影创作以不小的影响。他本人喜欢将拍电影比作在宾馆预备客房，因为这两者的完成都要依靠幻想所带来的创造力。进入多伦多大学后，立志成为外交官的伊格杨选择主修国际关系，但他业余时间活跃在各种艺术中。在本校的赞助下，他拍摄了许多短片，名声渐响。实际上，他以后的电影生涯也主要依靠各类艺术基金的支持。毕业之后，伊格杨进入戏剧院工作，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电影的兴趣更为浓厚。
1984年，他导演了处女作《近亲》(Next Of Kin)，这部影片显然是对他自己在民族身份这一问题上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总结。1987年，《合家观赏》(Family Viewing)一片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该片显示出他对于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关注，这也是其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命题之一。随着《念白部分》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放映，《售后服务》的获奖，以及再度追溯亚美尼亚文化的《日历》，伊格杨成为了加拿大影坛最受瞩目的青年导演。通过这些影片，他慢慢确立了个人风格。以碎片化的段落打破线性顺时叙事，对影片的时空关系进行重新结构令观众迷惑的悬念，灵活穿梭于各个时空，一点点剥离解析谜团，呈现出精巧的叙事结构。而他不同一般的民族身份和辗转迁徙的经历也在影片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文化的交汇融合以及寻找身份认同的艰难，成为他个人生命经验的写照。可以说在他的作品中，正体现了加拿大这个国家的特殊“移民”身份。
同时，伊格杨对于工业社会的技术主义文明下，人们发展出来的窥淫癖好以及其实际无法改变的疏离关系和异化状态有着独特的阐释。而他对影像在这个大众传播时代里的巨大力量的表现则使其影片具有了某种自我反射意味。1994年的《色情酒店》和1997年的《甜蜜的来世》标志着伊格杨的完全成熟，两部影片都通过一起意外事故给人们带来的难以弥合的伤痛折射出现代社会人类情感的黑洞，以一种冷峻的反思考察着孤独个体焦虑的心态。两部电影都在戛纳电影节上摘取了大奖。
关于影片：
阿拉若山是亚美尼亚民族精神的象征。伊格杨的这部新作无疑是他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再次反省，不过此番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为片中个体的命运设置了宏大的历史背景。1915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以把他们赶出东土耳其，150万人丧生。但是这场惨无人道的杀戮却遭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否认，多年来亚美尼亚人在世界各国施以政治压力，要求土耳其政府为此道歉，但至今未果，变成了一段难以化解的历史和民族怨史，其中的具体细节也被尘封起来，流落世界各地的年轻一代亚美尼亚人都对这段苦难知之甚少。如今伊格杨要揭开这道伤疤，“影片中描述的事件完全是确凿的，有历史记载。这部电影并不试图添加任何东西。主题是历史事件怎样才能世代流传下去，那些事情如何存留，你如何把它们带入你与孩子们的谈话中，带入你留下的遗产中。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依靠的是集体记忆……”伊格杨强调影片关注于“在大屠杀之后努力寻求意义和救赎的过程中艺术所扮演的精神角色”，“这是那种你一生中只能拍一次的电影”，由此可见，其中熔铸着他个人最真切的体验和认知。
影片牵涉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纷争，尽管伊格杨本人一再声明他不想借助于电影妖魔化当代的土耳其人，“我试图做的是让每个观众进行反思：因为过去的人所做的好事或坏事，而对今天活着的人施以判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甚至主动提出不参加戛纳竞赛单元角逐，只做特别放映。但仍然激起了土耳其政府的抗议，他们声称将禁止放映影片发行公司米拉麦克斯，乃至其母公司迪斯尼的电影，一时之间成为今年戛纳又一大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