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科学、信仰与社会
作者: [英]迈克尔·波兰尼
译者: 王靖华
图书分类: 人文社科
资源格式: PDF
版本: 影印版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书号: 7305042536
发行时间: 2004年07月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222 页
·出版日期：2004年07月
·ISBN：7305042536
·条形码：9787305042539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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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20世纪欧洲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NiChael P01anyi，189l—1976)凭其著名的意会(tacit)认知理论和富有人性的科学哲学观引发了现代认识论上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科学、信仰和社会》是根据1946年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发表的路德演讲结成的集子，该书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可说是波兰尼哲学生涯的开端，波氏在其中首次阐明了自己哲学的总体轮廓，同时也为他最主要的作品《个人知识》一书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该系列演讲概括地陈述了波兰尼的科学观，包括科学发现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通过发现的正确道路，首次将科学客观性的问题放在一个大的语境中加以讨论。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在这个大的语境中重新考虑一些问题，这就是波氏关于知识的理论的起点。
代译序
科学、个人知识与意会认知
——波兰尼哲学评述
张一兵
迈克尔·波兰尼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早在1984年前后，我就萌发了专题引介和研究这位大师级西方思想家的念头。波兰尼与哈耶克、波普尔同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他以富有人性的科学观和意会(tacit)认知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人注目，尤其凭其意会认知论被学界誉为“当代认识论中的哥白尼”。此外，波兰尼所提出的非言传的意会整合思想已日益成为当代哲学认识论研究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但这些年来，关于波兰尼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始终沉寂，包括对波氏最具代表性的意会认知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始终没能在国内哲学界形成理论共识。本文仅就波兰尼意会认知论的深层逻辑构架及其在当代认识论研究中的前沿意义发表一些不甚成熟的看法，求教于学术界同仁，但望抛砖引玉。
(一)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1891年3月11日出生于多瑙河边的布达佩斯城。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犹太家庭——波兰尼的父亲是工程师兼小商人，母亲则为布达佩斯一家德文报纸撰写时装专栏。富足并且颇具文化氛围的家庭生活不仅使小波兰尼衣食无忧，而且很早就接受了广博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迅速成长为一个思想活跃的匈牙利青年。
19世纪末的奥匈帝国正处在自命为“老派人物中最后一个君主”的法兰西·约瑟夫皇帝统治之下，他对民主思想和国内各民族的独立愿望始终持着敌对的态度，这种政治土壤无疑在匈牙利热血青年中激发出强烈的独立梦想。早在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医之前，波兰尼便已涉足文学和政治活动，与其兄(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著有《大转变》一书)一起创建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呼吁在奥匈帝国背景下坚持文化传统，建立独立的匈牙利国家。此时，波兰尼对政治与社会的热情和敏锐已初露端倪。
好景不长，老波兰尼的早亡使这个小康家庭的经济情况陷入危机，这可能也是促使波兰尼选择学医的决定性原因。年轻的波兰尼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13年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稍后，波兰尼开始从事热力学领域的研究，于1917年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尼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担任一名军医。坦白地说，波兰尼的整个军旅生涯乏善可陈，作为军医，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曾长期住院治疗。不过，恰是在这段住院治疗期间，波兰尼继续写作化学领域的论文，为其战后成为物理化学家奠定了基础。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匈牙利的政治局势迫使波兰尼赴柏林发展。德国的环境和氛围似乎十分适合波兰尼，他在柏林威廉大帝学院化学纤维研究所从事了10年的物理化学研究，成果十分卓越，被誉为当时德国一流的物理化学家。在德国期间，波兰尼还成了家，对波兰尼来说，一切都相当如意，这无疑是作为著名科学家的波兰尼最为得意的好时光。就在这个时候，波兰尼的犹太血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转折，在法西斯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的背景下，波兰尼不得不逃往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谋得一个物理化学教授的职位，继续从事他从前的工作。不过，这段难民经历对波兰尼思想的冲击和触动之深，立时就显现了出来。虽然在此后十余年里，波兰尼继续从事着他所钟爱的物理化学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但他显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工作，他对社会、经济和哲学领域的志趣和激情越来越强烈，并逐步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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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欧洲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NiChael P01anyi，189l—1976)凭其著名的意会(tacit)认知理论和富有人性的科学哲学观引发了现代认识论上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科学、信仰和社会》是根据1946年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发表的路德演讲结成的集子，该书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可说是波兰尼哲学生涯的开端，波氏在其中首次阐明了自己哲学的总体轮廓，同时也为他最主要的作品《个人知识》一书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该系列演讲概括地陈述了波兰尼的科学观，包括科学发现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通过发现的正确道路，首次将科学客观性的问题放在一个大的语境中加以讨论。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在这个大的语境中重新考虑一些问题，这就是波氏关于知识的理论的起点。
书摘
按照通常做法，我先得孤立地来分析认知的过程。人们在解析任何一个用数字标志的观察系列时，都将涉及无穷多的数学公式，包括任何一个未来将进行之观察也都能被无数的数学公式所解析。但也仅此而已，单凭任何一种与仪器读数相关的数字功能都无法单独建构一套科学的理论。尚未实现的仪器阅读结果总是无法预测的，不过，这亦只是象征一种更深刻的不足，即一个理论的显性内含(explicitcontent)往往无法说明它可能对未来之发现所提供的指导。我们承认某个自然规律为真，便须相信它定将在某个不确定的范围内显现，尽管这范围可能至今还未被人认知，甚至无法在今日之情势下为人想像。也就是说，这条被信任为真的自然规律是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界之真实特征。
此时我们便遭遇了一个新的实在(reality)定义：那些有望显现在将来不确定的时空中的事物，是为实在。因此，某项言传陈述之所以能与实在形成关联，乃因其与意会系数(tacit
coefficient)相联系。上述的实在定义以及实在之意会认知(tacitknowing)的定义是我所有文章的基础。
倘若言传规则必得依靠意会系数方能运作，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精确”的理想。可是，认知中有什么力量能替代它呢?那就是我们在感知活动中施展的那部分力量。科学家能感知持久存在之形状，认定它们为自然实在之表征，这种能力与我们通常的感知能力不同。他们能迅速地将看见的形态整全，常人无法做到。科学认知蕴于对实在表面形态的辨识之中。这里，我称这种能力为直觉，在下面的演讲中，我又将之描述为科学理论的意会系数，或者看作实在之表征，依靠直觉(intuition)，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方才产生关联。因此，直觉《市民科学》(Science fortheCitizen)中，该书发行非常广泛。对于其他大致循着类似思路完成的作品，我已在《自由的逻辑》(TheLogic of Liberty)一书中进行了一些评述。
相反的观点是很难有机会发言的。那些对苏联生物学家的遭遇有所知晓的人们总不愿意向人透露他们掌握的信息。1943年，我和贝克尔(LRBaker)开始撰文揭露这种迫害的内幕，却被冠以反党言论的罪名并遭到排挤。与此同时，苏联组织科学研究的方式仍被看作科学管理模式之范例，为世界各国所纷纷效仿，甚至连有许多英国著名科学家参加的公开会议也支持这种模式，促成效仿之潮流。
遭遇这些事实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捍卫的立场有其弱点。1939年，瓦维诺夫发出了他对李森科的最后抗辩，意在博得西方科学权威的支持，阅读瓦氏此文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实质_LiE求助于某种权威，并试图以此来对抗另一种权威，即以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权威来对抗苏联的权威。其时，《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杂志的编者会已经召开，与会者对李森科理论的接受是以他们自身持有的科学哲学为基础的，而我们西方人有什么样的科学哲学与之分庭抗礼呢?这些观点又为何能在我们当中被普遍接受?这种接受合理吗?有何依据?
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向我提出的挑战，再版于本书的文章即为回应这些挑战而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我对自然的看法及对科学的捍护也包括社会的整体思想生活。在以后的演讲中，我还会将之扩及全宇宙的范畴。不过，我对自己所持有的科学信念进行辩护的依据归根到底还是我自己。
回过头来，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影响科学陈述的个人判断都具有一个要素。方才，我们从外部审视一个科学家，将其简单描述为一台处在直觉灵敏性(intuitive sensitivity)操纵之下的追寻真理的机器。但这个说法忽视了一个奇妙的情节：到底接受何事物为真，做出究竟判断的不是别人，正是科学家自己。科学家绞尽脑汁，依照个人判断的标准满足自己的要求——这就如同一场牌局，玩家每一回合都根据规则，以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自由出牌。或者，换个比方来说，科学家的工作好比侦探、警察、法官以及陪审团角色的总合。他抓住某些可疑的线索，提起诉讼并审查控辩双方的证据，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决定适用或者排除这些证据，最后宣判。虽然在这全程中，他的心灵完全不曾保持中立，他对诉讼的结果始终心怀浓厚的兴趣——不过，确实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否则他将发现不了任何问题，当然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坚强的意志力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之必须，”波利亚说，“这意志要能支持科学家走过经年累月的辛劳和辛酸的失望。”“一旦预想成真，我们便斗志昂扬；而若满怀信心探索而来的道路突然被堵，我们势必沮丧消沉、意志动摇。”有一种逃避失败的强烈诱惑，它阻止我们对阻挡前路的事实加以注意。起初，科学家们对真理产生了某些直觉性的感知，接着，他冥思苦想，力图证明这些感知为真——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行动难免过火。《圣经》启示道：“纠正智者，他将因此爱你。”照此说来，如果之前的试验结果所支持的理论在最新一轮试验中看似将被颠覆，科学家应该开心才是，因为如果他确实错了，便能及时得到警告，免于制造一个谬误。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相反，他只会感到沮丧和迷惑，想尽各种法子力图在原有的理论之下解释这些构成障碍的观察结果。
当然，这种忽略障碍的做法也可能是对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暂且视那些抵触证据为例外，留待将来再行考虑。直觉往往比天天发生的事情更具洞察力，由它在科学家心中点燃的激情可能是相当正确的。这么说来，似乎就应该听从直觉的指引而坚持己见，必要时甚至得搁置一些表面的抵触事实。
我曾说过，人们无法依据任何已知(established)规则去解决这类问题，最终做出何种决定纯粹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他得凭自己的个人判断去抉择；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判断还有
一个道德层面——高层次的利益总是与低层次的利益相冲突。可见，科学家的判断还是良心的事情，此时，个人判断中已嵌入了对理想的信念和忠诚问题。
当然，在科学界，即使只进行最简单的操作，对科学理想——细致与诚挚的自我批评的理想——的忠诚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忠诚亦是初踏科学门槛的学生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可遗憾的是，在学习此种科学良心时，许多人只学会了卖弄学问和疑神疑鬼——这卖弄和怀疑可能瓦解一切科学研究的进展。执行任何一条科学规则都不能满足科学良心，因为每条科学规则都只服从于它自身的诠释。举例而言，如果我们去验证某件当前提及的事物，就不涉及我们此处讨论的特殊良心，而只牵涉到平常的责任心而已。可如果要我们判断他者的数据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此时我们就得同时避免太过谨慎和太过大意的危险，那科学的良心就至关重要了。
在一切科学决策过程——某项科学研究之探寻、研究成果之公布、接受公众质疑并为之辩护——中，难度将更大，它们都涉及科学家的良心，对科学家来说，其中的每个过程都在检验他们对科学理想的诚意与奉献精神。
无论目的为何，任何权威的树立都将摧毁科学，所以我对此问题的答复是——这类决策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根本无从防范。唯有每个独立科学家皆被信任为有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由这些观点发展而来的公论亦被赋予处决任何科学问题的权力之时，科学才能存在——这是科学的本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公断体系就具体科学事务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须本着诚意而作，才具有效力；任何时期的科学家，只要遵从良心行事，便是科学遗产合法的绝对主人。抉择之前，科学家们必须倾听他人的意见，有时也须听取民众的看法；他们要谨记前人的教训，也要加强与各地科学家的交流与学习；得出结论以前，他们还要来回掂量自己的结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过，所有这一切——程序以及从程序中导出的结论——都取决于他们自己。当科学家们满怀对科学的责任感而工作时，这责任感将使他们拥有一种洞察力(insieht)，那是一项最为珍贵的高尚惠赐，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依此洞察力而行事。从本质上说，科学家们的决定原本就是崇高无上的，并不存在任何足以推翻其个人判断的权威。
这并不是说科学公断先天就完美无暇。不，科学家们不断地在犯错。如果我们回顾科学史，这些错误清晰可见。例如，今天，我们已可洞悉梅尔(JnliusRobertMayer)、西摩怀斯(Semmelweiss)或巴斯德(Pasteur)等一些伟大的先驱在他们的时代曾经如何被冷落，其伟大发现又是如何滞后才得到承认；我们亦能轻而易举地在过去的时代中辨认出一些灵感活跃和灵感相对僵死的时期，前者可以17世纪为例，后者则出现在18世纪的某些时段。另外，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有些地方显得张扬卖弄，而另一些地区的科学风格则失之过分懒散与松弛。可见，无论是当代之批判还是后世对其进行检讨，科学家所作之决定都有无穷的地方可供指摘，但这些批判分毫未损科学家个人抉择的效力。合法决定始终是正当的，尽管它经常出错。
当然，我们先得承认科学从总体上看是真实且意义重大的，否则科学公断将毫无意义，其效力更无从谈起。当然，我们还可以赋予法律论断以及某个流派的宗教论断以同等的有效性，但我们可能就不能说占星术的论断或者天主教的论断也同等正确了。如果我们信仰科学，我们就得承认科学公断整体有效，虽然人们在对任何命题进行究竟判断之时终归会加入一些个人判断。
迄今为止，我们所探讨的是科学家们坚持科学前提的最终基础，在此基石之上，他们听从良心做出抉择，与所有信奉科学的人们一起，承认其他科学同事所作结论之效力，并通过信任科学家的观点整体为真而承认科学本身为真。为什么科学家和其他人会信仰科学，而不皈依占星术或天主教之类的信仰，原因尚不得而知。因为，虽然科学家自己认为科学是有用的，可我们并不能说这信仰就一定比占星术士对占星术的信仰或教徒对圣经的信仰高明多少，在信徒的眼中，信仰总是正确的。
我将在下一章里尝试寻找某种根据，希望我们能依此根据在对等的自然之诠释里做出选择。当然，与科学前提比较而言，这种选择的达成得满足更广泛的前提——包括满足科学的前提。可以想像，即将讨论到的这个广泛前提将涵盖广阔得多的知性生活(intellectual life)领域，事实上它包含人类社会的全部知性生活，而科学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无法探究这个广阔领域里的每一个细节，但依据科学领域的内在生活来判断，该广阔前提必有一个根本的特质——自由。如果说发现科学真理的方式能够启迪我们如何发现关于科学的真理的话，那么实现发现进程的特定社会一事实上是以自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为了提示维持这种自由的环境，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泞入探讨科学领域维持自由的方式。
……
读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
张一兵
关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译介，开始得已经算迟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曾经萌发专题引介和研究波兰尼思想的想法，波氏富有人性的科学观和意会（tacit）认知理论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但在国内学界却一直是一个冷僻的生角。
《科学、信仰与社会》是根据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发表的路德演讲而整理成书的，此系列演讲发表的时期，恰是波兰尼整个哲学思想逐渐成形的关键阶段，因此该书也可以算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甚至可谓为其哲学生涯的开端。
这本书译者曾经这样评介：“《科学、信仰与社会》在世人面前揭示了一场客观主义将给科学界甚或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浩劫，他吹响了革新认识论的号角：除非掀起一场认识论的改革，对知识的基本问题进行根本性的重释，否则那个高尚的自由社会的目标将永远无法企及，他说他期待在自己掀起的这场论争中能突现一个新的现代自由理论，然而在我看来，波兰尼是有些过于谦虚了，在他所掀起的这场革命中突现的远远不止一个自由理论。”而我以为，在这本书里，至少有几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我对自己所持有的科学信念进行辩护的依据归根到底还是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我只能回答：‘因为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该书中，甚至在迈克尔·波兰尼的整个哲学体系中，上述思想新趋向是一以贯之的，相当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即一种把人性与科学重新结合起来的科学人本主义。在与哈耶克和波普尔同被誉为自由主义“朝圣山三巨星”的波兰尼看来，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或者说是这二者带来的“个人”在科学里的彻底隐退和迷失，正是“招致20世纪惨祸”的罪魁。
在所有著作中，波氏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呐喊：科学，从来就是由具有充分人性的个人知识构成的，科学研究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而不是物的外部静止投射。科学，是优美甚至是妙不可言的！科学，本身就应该是充满人性的温暖的东西！“凡是致知，都是个人参与——透过内敛而参与（participation through indwelling）。”知识中，个人的参与无处不在，一切科学的命题和断言，都蕴含着个人坚定的信仰、“热情的品行”以及主观的判断。波兰尼并且由此提出了一种人本主义的个人科学认知论框架，从中引伸出一个人学的科学本体论和一个大写“个人知识”的概念来。
然而，正如波兰尼满怀激情和不满地抨击的那样，当代科学泯灭人性的超然理想不由分说地在科学的一切环节上击溃了作为科学主体的人本身，使科学自始至终沦为一个毫无激情的非主体性的物的机械信息处理过程，“我们对真理的信念至此而沦为没有理论基础”，譬如那种极端的“反权威主义和怀疑论”，甚至“极端到免除人对真理与正义的义务，将理性贬谪成对理性本身的讽刺”。
反观今日的现实，我们不难察觉，波兰尼所指斥的这种泯灭人性的科学理想和科学观，在今天的中国正方兴未艾，因此，波兰尼之思中涌动的科学与人性整合的理性冲动，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一点，在《科学、信仰与社会》中阐述得淋漓尽致，也应该是此时译介波兰尼著作的第一个现实意义。
第二个必须提到的是波兰尼著名的意会认知论，正是凭借这个理论，波兰尼被誉为“当代认识论中的哥白尼”。他将全部人类知识分为言传（explict）知识与意会知识两个部分，前者是那些通常被叫做知识的“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一类的东西，后者则是一种存在于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无法用言语表达，但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某种主体的功能性隐性意知系统。
“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切讯息的沟通都得依靠唤醒我们无法明言的知识，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关于心理过程的知识——比如关于感觉或者有意识的知性活动的知识——也是以某种我们无法明言的知识为基础的”。
在波兰尼眼中，这种似乎一体化于我们自己个体的行为、缺少言传知识之公共性和客观性的意会知识，正“是一切知识的主要源泉”。由意会理论的提出而发端，波兰尼进而创立了一个形式完美、逻辑严密的意会认知理论系统，这个华美的框架，在《科学、信仰与社会》已能初见端倪，其中的论述，也可以说是波氏在《个人知识》里完整阐述意会系统的基础性工作。
第三个值得提及的方面也是我多年来始终在考虑的问题，波兰尼的东西虽然艰深，我们中国人读起却可能有似曾相识的亲切，譬如《科学、信仰与社会》一书，便处处能捕捉到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与中国传统效用人伦理性和体知文化的贴近。经由波兰尼的视境，我们仿佛能找到一种基于实证理性的新的人学高点，以之反观古老东方文化的情境，不过这不是复归，而是新的理性重构。我曾经说过：“最重要的是，波兰尼用科学把不可言喻的东西说出来了。对中国人的文化新建构来说，他启示了一条极有希望的路。”
最近几十年以来，波兰尼的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包括日本和台湾学术界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是时候来系统地解读一下这个人物了。在《科学、信仰与社会》的附录里，还选入了几篇重要的文献，包括著名的《科学共和国及其政治和经济理论》《人之研究》《身体与精神》以及《意识的结构》，再加上200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波兰尼最重要的代表作《个人知识》和2002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逻辑》，已经算是为我们研究波兰尼提供了基础的文本支持。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