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苏联的最后一年
作者: 罗伊·麦德维杰夫
译者: 王晓玉
姚强
图书分类: 人文社科
资源格式: PDF
版本: 扫描版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书号: 7801902637
发行时间: 2005年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1991年8·19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的情绪、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关节点、重要人物，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和反思。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至第三章描述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国内背景，通过对8·19事件的具体过程分析，理清了事件的重要线索。第四章比较全面地评介事件后苏联国内以及西方的反映。第五章是作者本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
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1925年11月14日出生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1946～1951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学习；1951～1957年，在一所农村学校当老师，后任校长；1957～1971年，麦德维杰夫先后在教育出版社和苏联教育科学院工作；从1971年开始，麦德维杰夫成为自由学者。 麦德维杰夫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年因撰写有关斯大林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而被开除党籍，1989年恢复苏共党籍。1989～1991年，麦德维杰夫担任苏联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 麦德维杰夫在长达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撰写了大量作品，一共出版40多本书，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教育、社会、文学、哲学等众多领域，其中很多被译成英、法、意、日、汉、西等24种外国文字。麦德维杰夫的作品很早就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发行，很受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欢迎，最近几年已出版的有《普京时代》、《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等多部作品，《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四年》也即将出中文版。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新著《苏联的最后一年》是近年来关于苏联解体研究的上乘之作。读罢此书，笔者感叹，本书道出了一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话。
麦德维杰夫一生命运多舛，是苏联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1969年被苏共开除出党。虽然麦德维杰夫早年批评斯大林是“莫大的罪人和马列主义的歪曲者”，但1991年戈尔巴乔夫抛弃苏共之后，麦德维杰夫作为一位苏共党员，公开反对解散苏共中央和停止苏共活动的做法。其后，为抵制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他又参与组建了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活动。对他而言，苏联解体是历史悲剧，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难辞其咎。他将新政权的政策斥之为“野蛮的、原始的、寡头犯罪式的资本主义”，而赞同2000年普京所推行的“主权民主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今的麦德维杰夫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只靠微薄的养老金和稿酬生活，生活平淡清苦，却在俄罗斯境内出版了35部历史、传记著作。
苏联解体的主因是什么？苏联解体是历史宿命还是纯属偶然？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这是读者迫切以求的问题。以往的“经济发展滞后论”、“军备竞赛拖垮论”、“西方和平演变论”不能解释这一问题，内战卫国战争期间和卫国战争结束时苏联的恶劣形势远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严峻，然而却都顺利渡过难关。麦德维杰夫认为，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麦德维杰夫对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的概括独到而深刻，显然更有说服力。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责任问题。麦德维杰夫没有将所有责任归之于戈尔巴乔夫，而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作出评价。麦德维杰夫从历史的宏大视角考察后认为，苏联模式在斯大林去世后进行改革是最佳时机。到了60年代末，苏共进行社会改革的机会还没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无论是从时机，还是从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说，这种变革已经不可能了，“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伦斯基一样，戈尔巴乔夫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小”。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苏联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如果出现像列宁那样的优秀领袖，苏联的命运也许不会像1991年那样惨。而事实上，苏共领导层的领导水平集体退化。苏共领导层虽对戈氏强烈不满，但是又没有能出其右的替代者。
麦德维杰夫给出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的支持率分别是54%、38%和12%。6月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叶利钦的支持率上升到40%。1991年6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雷日科夫作为候选人参选得票为16.85%，远低于叶利钦的57 .3%。雷日科夫还是当时民望较好的苏共领导人，但是“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人物，无法同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展开残酷的斗争”。
麦德维杰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本意并非要瓦解苏共，让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只是对马列主义“一知半解”，不能在意识形态上给大家提出新东西，也不明白改革的方向和前途，改革一旦出现问题必然惊慌失措。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里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大家都以为这位外表自信的总书记会带领大家走向光明的前景，而最后大家才发现这位领头羊懵懵懂懂地将大家带到了陷阱中。从个人品质和工作作风看，戈尔巴乔夫口头上要求“民主性”和“公开化”，而事实上戈氏的工作风十分不民主，不愿听到负面的、令人不快的消息，开会经常一言堂。他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倒是为反对派提供了护身符。“戈尔巴乔夫从没有对‘叶利钦帮’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斗争，而叶利钦却从不放过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任何错误和失误，并对其进行攻击。”
外国学者研究苏联解体，因为没有亲历事件，作品往往读来有雾里看花之感，不如本土学者的叙述“有血有肉”。而当事人谈苏联解体，要么不由自主地为自己辩护，要么难免个人好恶与偏激，而陷于就事论事。麦德维杰夫的特殊身份使其能以相对超然的态度冷眼旁观，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本着兼听则明的精神，希望读罢《苏联的最后一年》后，我们更能逼近历史的真相，得出更加不失偏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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