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朱恒鹏
一个理想的医疗体制，是在人人都看得起病的前提下，让医疗成本尽可能低一些。想要达到这个目标，一靠建立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二靠控制医疗费用，而且后者更为根本。
“看病贵到底贵在哪”？是旷日持久困扰百姓的难题。在笔者看来，首先，是医保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现在，近70%的医疗费由患者自费承担，绝对明显高于国外。其次，是医疗费用过高。不可否认，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确实没有得到应有体现，但部分检查收费动辄成百上千元，特别是医生热衷于过度用药、用高价药等行为，更让患者苦不堪言。
全民医保可通过扩大医保覆盖面，提高报销比例，让政府为百姓看病部分埋单，让患者自己少出钱，解决第一个原因导致的看病贵问题。但需警惕，仅仅靠全民医保，难以解决医生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过度医疗、偏好高价药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引起的看病贵难题，不仅将继续存在，还极可能因为医保导致的医患双方道德风险行为，进一步加剧：医患双方会认为反正有医保埋单，过度医疗、偏好高价服务和药品现象将会更为严重，这将导致医保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因此，不管由谁来支付，只有医疗费用下降了，看病成本才能真正减少。有三点尤为关键：
首先，医疗服务、设备检查、药品等的价格必须理顺。老百姓最关心的莫过于：我花的钱值不值？这就得看到底谁定了这个价？拿药价来说，鉴于相关部门不愿意放弃管制医药价格的权力，建议通过简化管制方式来理顺医药价格体系，比如政府只负责制订最高零售价，而各个环节的比价关系由市场自发形成。
其次，完善医保付费制度。合理的医保付费制度是激励医生合理诊疗、合理用药的关键。这就要求，医保机构外部要有竞争压力，内部要有激励机制，在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条件下，医保机构才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医保客户和收益，完善医保付费制度。欧美等国家以及中国台北地区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单病种付费、门诊按人头付费等等，我们大可采取“拿来主义”。
最后，患者必须有权选择医疗机构。医保机构的讨价还价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难以规避医疗机构为减少费用而降低服务质量的风险。唯一的解决途径是患者具有就医选择权，但这得以有足够医院供选择为前提，因此必须放松医疗服务市场进入管制。若除去物价上涨因素，自1980年到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长了近12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31倍，而医疗机构和医生人数增加不足2倍，存在着明显的供求失衡，“看病难、看病贵”不过是这一问题的表现。因此，只有增加医院、医护人员数量，医疗机构才有竞争、有被患者淘汰的可能，才能促使其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这才是解决目前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