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老实巴交的天水农民李建平被戴上艾滋病的“帽子”，他的家庭因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而趋于崩溃……四年后，李建平却被通知：艾滋病自愈了。《西部商报》的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专家，被告知所谓“自愈”说是没有可能的。
此事曝光后，李建平的遭遇被舆论命名为“被艾滋”和“被痊愈”。
“被××”正在变成社会热门词汇，一个“被”字尽显当事人的辛酸与无奈。大学生完成学业后无法找到工作，但学校说不就业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于是虚假的就业证明横空出世，很多待业学生“被就业”。李建平则是先在一次采血化验中莫名其妙地“被艾滋”，四年之后更加莫名其妙地“被痊愈”。在这些荒诞戏剧般的真实故事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被呼来喝去、任意摆布，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得不到行使，一个常人应有的尊严得不到维护，其中的凄凉和屈辱，实非旁人所能体味。
细看李建平的离奇故事，头一回被查出艾滋病尚属于正常概率内的误差。是人就可能出现失误，机器也做不到万无一失，在大量的血样检测中出现个别错误结果并不奇怪。然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它要求任何结论都能经得起重复印证。李建平在四年间进行了跟踪血样检测16次，从来没有人向他出示过一张再度证明他患上艾滋病的血样化验单，反倒是当地疾控中心的官员在记者的追问之下不得不承认：2006年就发现李建平的身体是好的。可见，李建平“被艾滋”的过程轻率潦草，不符合基本的诊疗程序。
更可气的是“被痊愈”的过程：就按当地疾控中心的说法，2006年发现李建平没问题，可是直到2007年10月才通知到他本人。明知道李建平因为背负着艾滋之名而备受折磨，却迟迟不肯启动纠错程序，足见检测链条上的这些人对病人利益的漠不关心，对自身职责的漫不经心。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了，他们竟然发明了一种堪称医学奇迹的说法：艾滋病自愈。这种毫无为官之德的官员和缺少恻隐之心的医务工作者，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共同谴责，应该受到党纪、政纪的严厉处罚，非如此不足以告慰受害者，警示后来人。
在呼吁启动行政问责程序之外，我们也应该深入反思一下：纠错机制为什么失灵到了这种地步？出于自利的考虑，那些工作中失误的人为了保全颜面和逃避问责，一定会想办法回避和掩盖自己的过错。既然个人的自发纠错不现实，那么公共服务部门就必须建立一套互相监督和集体纠错的机制。首先是任何结论的得出都要在内部真正经过复查程序，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不能虚应其事，坑害当事人。还有就是要建立独立投诉制度，群众在与公共服务部门打交道时发现了疑点、产生了纠纷，应该有一个与该部门利益无关的地方去投诉，这个地方接到投诉后必须及时响应，查明事实。就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样，一旦发现公务员有危害市民的情状，就会铁面无私地启动调查程序，给出公正的说法。
我们极不情愿地看到，纠错机制失灵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时有出现，有些甚至造成了人命冤案。1995年，河北青年聂树斌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十年之后，真凶现身坦白了罪行，可是聂树斌案至今没有平反昭雪。与聂树斌案相似的还有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一样的草率定案于前，一样的拒不改错于后。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当然不允许此类事情一再发生。那么，在各领域建立强力的纠错机制，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