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教授上书国务院领导，质疑绿色工程是污染陷阱
一面是节能业绩簿上的闪亮数字，一面是日益累积的污染风险，国字号节能灯推广战略何去何从？
惊动国务院
“全国大力推广所谓的节能灯，实际上是对总理批示的‘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的巨大误解，并由此引发了生态环境中严重的汞污染问题。”
2010年3月，清华大学物理系八旬教授虞昊投书本报直言，这封信半年前亦曾直达国务院，并引发高层关注。
节能灯又叫紧凑型荧光灯，因其节能高效而被视为传统白炽灯的替代品。中国节能灯推广战略由来已久，仅2008年全国范围内就推广节能灯6200万只，待到2009年，更是高达1.2亿只。据不完全统计，历年以来，国家推广节能灯可能高达2亿只。
虞昊曾参与国内第一个高压氙气灯的研发，对照明领域颇有研究，他担心，这推广战略背后是可怕的污染陷阱。
据其介绍，1只普通节能灯的含汞量约5毫克，仅够沾满一个圆珠笔尖，但渗入地下后即可造成1800吨水受污染。由于汞的沸点低，常温下即可蒸发，废弃的节能灯管破碎后，瞬时可使周围空气中的汞浓度超标上百倍。而一旦进入人体的汞超标，就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人体一次吸入2.5克汞蒸气即可致死。
虞坚信，这一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08年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新名录》就把家庭废荧光灯管列入可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范围类，这意味着同属荧光灯的节能灯也将得不到针对性的无害处理。
而且，我国对废旧节能灯的回收体系还处于空白，这意味着加速覆盖的数以亿计的节能灯在完成节能使命后，可能会被当做普通生活垃圾处理，而成为生态的隐形杀手。
据虞昊统计，2006年我国报废的含汞照明电器折合40瓦标准荧光灯达10亿只，由于处置不当而释放到大气环境中的汞量竟达70~80吨，“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2009年中，国务院领导收悉此信两周后，即批复关注。同年6月5日，环保部邀请众多专家参与专项座谈会，但讨论的结果却不了了之，“有些专家的态度显得很不明朗，节能灯的汞污染问题他们好像不太关心。”
曾参加过座谈会的一位照明协会专家，竟对会议毫无印象，原因是：“每年开那么多个会，谁会记得？”
尴尬的局面由此延续，虽然学者呼吁不止，总理亦亲自过问，但至今国家尚没有出台任何针对性措施和政策。“哪有什么所谓的专家，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环保部门想管也管不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谁来回收？谁来出钱?”虞教授不无气愤。
谁在绝口不提
更令其担忧的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节能灯含汞的危害！”虞昊曾对很多领导谈及此事，换来的总是一片惊异。
即使在他所生活的清华园里，公众也是一片陌生，“这里住的可都是清华的教授啊！”
他曾四处调查走访节能灯销售市场，发现散见在相关产品的简介里，汞污染总是被绝口不提或是轻描淡写。甚至在国家的推广战略文件里，也遍寻不见关于含汞可能造成污染的提示。
虞昊回忆，1996年中国开始组织实施绿色照明工程之初，就已埋下漠视的隐患，才令节能灯成为推广主体计划。当年推动的专家学者多为物理界人士，他们对发光工程并不太了解，并没有考虑到汞污染的危害。
而长期以来，照明科研界，也对节能灯的汞污染课题观照不够，大学教科书里也查阅不到。虞教授介绍，作为代表电光源研究领域最高理论水平的《光源原理设计》一书，五百多页的内容中也几乎未涉及光源设计和使用的环保问题。
北京光电源研究所监测中心化学监测室工程师刘姝也曾承认，“国内没有对荧光灯的污染进行评估。环保部门更加关注食品、家电等的污染，对于照明的关注比较少，不太重视。”
正是各方在节能灯污染可能性上的集体沉默，使得这一国字号工程，一路高歌猛进，先后被列入“九五”、“十五”以及“十一五”的重点项目，国家为了鼓励居民购买甚至出台了优厚的财政补贴政策。
这亦直接促使节能灯产业日益蓬勃。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节能灯生产企业近2000家，年生产节能灯24亿只，占去全球市场85%以上的份额。
节能之利vs污染之弊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照明行业内部，节能灯含汞甚至连秘密都谈不上。
浙江阳光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厂家，其节能灯项目负责人陈先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即使是他们这样的大企业，节能灯无汞也做不到，更别提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了。企业能做的只是降低汞含量和将液态汞转化为固态汞，以减少其在制作过程中的挥发污染。
至今，中国还没有关于荧光灯汞含量的强制性标准，造成的现实是灯具含汞量高低差别很大，亦不受硬性规范。
环保人士早就流露出对国字号推广工程的深切担忧。北京地球村，6年来致力于宣传汞污染的危害，项目协调人姜超坦言：“这确实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别说节能灯的汞污染问题，就连庞大的医疗用汞的回收处理连很多医生都不了解。”
据姜超介绍，2010年-2013年之间将召开5次国家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系列会议，以达成《国际汞污染控制公约》。但对于前景，她表示悲观，“和刚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样，这也是一场博弈，充满了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未必会有什么明确的结果。”而节能灯推广工程，也第一次陷入利弊权衡的巨大争议之中。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建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节能灯是含汞，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利弊，这个不严重”。
屡屡在国家推广计划名录上中标的飞利浦公司，其中国照明部公关负责人胡征宏亦称，“这是一代工艺所限，当初国家大力推广节能灯也是权衡了利弊，这在节能减排和对整个社会节能意识倡导上是一个最佳方案。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冯新斌亦持同样观点，他一直从事环境中汞等有害元素的研究工作。他建议冷静地算一笔账，中国目前的燃煤发电本身也有汞排放，节能灯节约电力而减少的汞排放，是远低于它自身所带来的汞排放的，“要知道每个电厂一年就要排放一百吨汞！”
不过他也强调，尽管每只节能灯含汞量不大，但仍然需要解决回收处理的问题，因为汞是一个全球性的污染物，它通过大气传播，流动性非常强，在沉降之后，进一步转化以甲基汞的形式在鱼类体内富集，最终更容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被推卸”的回收责任
一面是节能业绩簿上的闪亮数字，一面是潜在累积的污染风险，建立有效的回收处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今年两会期间，珠海市人大代表林旭谊就提交了一份政策建议，认为应火速建立节能灯的回收机制，防止汞污染。
虽然提案早已多次提交至相关部门，但结果却“暂时没有”。林旭谊说，“发改委本来是有个草案要建立回收体系的，但不知道怎么又没了。”至今，节能灯的回收处理在全国都是空白。
被认为从国家节能灯推广战略中获益匪浅的照明企业，更愿意将之推卸为政府之责。与踊跃投标国家推广计划的热情相比，现在国内的节能灯厂家仅有三家设有回收处理装置，且均是自行配置，“一般企业都是送垃圾场填埋了。回收处理旧节能灯的成本很高，又没有补贴，而且废旧的节能灯基本上没有什么再利用价值。”浙江阳光公司的陈先生说。
据其介绍，节能灯的回收处理线每条造价约为1000万，大企业一般需要两到三条线。“最好的方法还是政府组织建立定点的废旧节能灯处理中心。”
人大代表林旭谊在搜集议案阶段，曾对很多节能灯企业和协会做过调查，大部分企业都表示，如果政府支持予以补贴，他们可以做回收工作。但林也强调，政府必要的约束不可或缺，“政府必须要制定相关标准，就像废水废气的排放有了严格限制，很多企业不敢不处理。”
在飞利浦的胡征宏看来，回收体系最大的障碍不是企业不主动去做，而是照明行业回收覆盖太多领域，没有一个健全的合作体系和政府引导是无法完成的。
尽管，中国照明协会理事长陈燕生透露，目前我国正在考虑制定《废旧气体发电灯回收处理规范》。但颁布暂时看起来还没有眉目，数以亿计的废弃节能灯，最终随着生活垃圾去了填埋场。
即使少量进入回收处理站的节能灯也只是暂时得到了安置，广州一废物回收处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坦言，他们可以接受节能灯管回收，但同国内其他废弃物处理企业一样，回收之后就只能是封存起来，“灯管里的有毒物汞目前没法处理的，只能暂时封存，而且量越来越多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救赎之路“一锅粥”..
多少是基于节能灯的污染威胁不可永续，照明业正努力寻找更新的替代产品。
以LED（发光二极管）为代表的半导体照明，被认为完全可以解决节能灯汞污染的问题，因为不含汞，而且可以节约80%的电，使用寿命长达8~10年。
虞昊亦疾呼，节能灯战略“快止步吧！走中国人自己的创新之路。”他在家多次实验，利用自制小工具和废旧器件，做出多件1瓦的LED台灯，照明效果与市场上节能灯相同，每月电费还不足1元。
但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长陈燕生认为，我国LED技术还很不成熟，成本价格又高，因此短时间内不可能大量推广。
而国内的LED市场已是一片混乱。安徽克雷斯光电子公司销售经理林凡对此表示无奈：“这就是混乱的一锅粥。”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技术限制，我国制作LED的芯片均从台湾进口，绝大部分的半加工和封装都在深圳进行，参与LED竞标的企业无需任何资质亦无行业标准。
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葛爱明教授对LED灯的前景分外乐观，他透露，今年5月1日，科技部将出台首个半导体照明的国家标准，地方性的标准也会不断出台，这都将改变没有政策规范混乱现状，“国外绿色照明工程做的好，就是因为政府一开始就提出了硬性规定和标准。”
在虞昊看来，LED灯决不能重蹈节能灯的覆辙，“企业钱赚到了不少，但亏也吃到了，如果不警醒，还会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