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朝鲜之役之前明军一向小打小闹,跟蒙古部族或西南蛮夷之类的冲突冲突,“袭破敌酋大帐,斩级三百”就算大胜仗,皇帝要祭天慰祖了。
所以,当丰臣秀吉那些战国名将率领身经百战的15万大军登陆朝鲜时,实为前所未有的大敌、恶敌。
据《剑桥中国史》分析,援朝明军在最高峰时只有7万5千人,为日军的一半,加上重新组建的朝鲜军队,也在数量上不敌日军。
这种情况下,中朝联军将日军打退三千里,杀敌数万,最终迫使日军撤退,实在是一次“辉煌的胜利”。
但危机就在“辉煌”中埋下了。
日军优势是精良的“种子岛”火枪(日本人称为“铁炮”),以及将领的丰富作战经验和战场指挥能力。
明军优势是同样精良的火枪和日军闻所未闻的大炮,更有来自宣、大边区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骑兵劲旅。
日军没有骑兵可言,作战以步兵为主。当双方野战接触时,明军的“大炮”让日军“铁炮”成为了笑话,随即的骑兵冲锋更令日军胆裂。
日军步兵格斗能力很强,但面对骑兵冲锋时毫无办法,由于战国时日本各大名都没什么骑兵建制,著名的武田骑兵也不过是“骑马武士”,所以对骑兵战术和抵御骑兵的战术都缺乏研究。
这些原因造成了日军在人数相当、甚至稍占优势时根本无法在野战中对抗明军,只能依赖城堡和火枪,靠堡垒防御战抑制明军骑兵优势,不再有旷野列阵的厮杀,战争变成了纯粹的火枪、火炮之战。
日军一直吹嘘的“蔚山大捷”也是一次防御战,明军久攻不下,又赶上火药库爆炸,草包杨镐不得已退兵时遭日军追杀而秩序大乱,酿成溃退。
由于日军的堡垒战术,也由于接管李如松指挥权的文人杨镐指挥无方,后期明军表现很不怎么样,好在李舜臣破坏了日军的给养线,没有粮食总不能活活饿死在堡垒里,故此日军不得不撤军,秀吉之死不过是一个借口。
不管过程如何,7万多明军击败了15万强悍的“武士道”日军,是值得大加讴歌的胜利。于是,以下恶果便产生了:
1、“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杨镐虽有蔚山之败,文人统军的恶果虽然已经很明显,杨草包却仍能成为萨尔浒之战的总指挥,将经历了朝鲜之战的精兵强将投入了地狱
2、“分进合击”这种分散力量的错误战术只能对付小股弱敌,在朝鲜已被证明不适用,却由杨大草包先生再次使用到辽东,致使总兵力原本占优的明军兵分四路,被“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努尔哈赤各个击破。
3、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在朝鲜长期的堡垒战中被逐渐淡忘,火器的优势一再被突出,后来的明军几乎已成为完全使用火器,全无甲胄防护的“现代化”军队。冷兵器和骑兵不是没有,但比例微不足道了。但直到机枪问世前,骑兵冲锋一直都是步兵难以抗御的!所以,萨尔浒明军大炮开火,排枪放去,金兵倒了一大片,但你下一轮开火前,骑兵已经到眼前了。日军没有骑兵,可“渔猎民族”后金人有啊!于是,阵线被突破的布衣火枪手们,陷入了全无抵抗能力的大屠杀。15万日军的确很强很强,但他们组织不起八旗军“六万精骑”的集团冲锋。正是这一点误导了明朝上层。
由于以上几点,我认为援朝之胜与萨尔浒之败大有关系。
也由于明朝这一败,满清极度蔑视火器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以后200多年中国军事技术的停滞不前。
本来,明末中国已经研发成功燧发枪,这是火绳枪之后的一次飞跃,可惜,随着明亡而烟消云散,弓马从此主宰中国军队,直到19世纪。
唯一例外的,是炸死努尔哈赤的大炮,满清仍然使用,不过,仅仅是使用而已。(东方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