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容鉴光著台湾容鉴光出版社
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代表着军人至高无上荣誉的 青天白日勋章 获得者仅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因抗击日寇获得的就有一百六十六人。
国民政府授予 正面战场 有功将士勋、奖章
1938年4月6日，中国军队于台儿庄取得了抗战以来 正面战场 上的第一次大捷。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在 台儿庄大捷 中作出贡献的有功将士，分别授予他们勋、奖章。其中，共有十一人获得了代表着军人至高无上荣誉的 青天白日勋章 ，就好像进入了唐太宗为表彰功臣而设立的“凌烟阁”。
根据目前研究所得，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这枚勋章的获得者仅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因抗击日寇所获得的就有一百六十六人，超过了全部获得者的百分之八十。然而，迁台后国民党竟没能保存下完整的档案，甚至连获得者究竟有多少人，也无确切记载。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所幸的是，民间研究者们通过种种残存散失的档案，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整理，试图将这些为国家民族作出过特殊贡献的英雄们留名于史。
由容鉴光先生所著的《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以下简称《国光、青白志》）一书，在这一空白领域中迈出了第一步。容先生此前曾著有《黄埔军校一期研究总成》（与叶泉宏合著）、《黄埔军校学员研究总成》等书。在以往的著作中，作者以表格的形式，以姓名笔画为序，依次简要介绍了军校学员的任职情况，并在文后作了各项统计，如籍贯、学历、官位等等，给相关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份简单明了的基础材料。最近出版的《国光、青白志》一书，仍沿袭了这一优良模式，使研究者或读者们能一目了然。不过限于作者资料来源的限制，对于部分勋章得主的信息仍有待修订，部分得主的结局也有待补充。
国光勋章是国民政府设立的军人最高级别勋章，但截至1949年10月为止仅有两人（蒋介石、傅作义）获得。由于获得者罕见，对军人来说实在高不可攀，更有被认为是一种摆设的想法。在国光勋章设立（1937年11月）之前，青天白日勋章是军队中的最高级勋章。该勋章中心为青天白日国徽，代表国家，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青天白日勋章设立之初，也曾给军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盖由于颁发条件实在过于苛刻，所以当时军人所期待的仅仅是地位次于青天白日勋章的宝鼎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凡三军将士只要符合授予条件即可颁发。起初称为青天白日章，是国民政府在1929年5月15日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时所颁行。1935年6月15日改订《陆海空军勋赏条例》后称为青天白日勋章。青天白日章设立后，第一位获得者原定为蒋介石。但还未进入议程，就因中苏两国争夺中东路所有权引发战争，而被迫中止。此后国民政府为表彰指挥中东路战役的六位将领，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为代表，于1930年1月1日在沈阳对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等六位东北军高级将领举行了授勋仪式，使东北军系的张学良阴差阳错的成为了第一位获勋者。而原本应该是首位获勋者的蒋介石，则推迟到同年的2月22日才予以颁发，成为了第七位获得者。
尽管国民政府对于勋章的颁发设置了种种严格条件，但该勋章的颁发初期却大多受到政治和宣传的影响。如之前所说的中东路战役，战争结果是苏联获胜，中东路的控制权被迫完全交给苏方。但出于鼓舞士气，以及稳定东北军军心等原因，特颁发勋章予东北军的六位将领。又如1932年的 淞沪抗战 ，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但由于举国抗日情绪高涨，以及社会各界声援参战部队等，政府仍决定颁发勋章予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等十位旅以上将领。
更有甚者如1933年爆发的 长城抗战 ，这次战役的结果还是中方落败，被迫签订《何梅协定》，并失去对华北的控制权。尽管部分指挥官有不俗战绩，但政府根本就没有考虑给参战者授勋。到1935年勋章改制时，华北局势更趋恶劣，汉奸叫嚣独立之声日益嚣张。政府一方面为稳定华北局势，稳定驻防华北的西北军第29军等部军心，提升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屡战屡败的东北军士气等原因，决定给参加 长城抗战 各部队的有功者颁发勋章。这是自青天白日勋章颁发以来最大的一批，共有第29军军长宋哲元以下四十九位获勋。这批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管有功与否，凡是在1935年驻防华北或在陕北作战的、参加过 长城抗战 的师以上将领全都获勋，其中甚至有些仅列入作战序列的将领也在授勋之列，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此种情况一直到了抗战全面爆发才有所改变。如在上海参战的第88师524团1营，在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孤军坚守四行仓库，后谢、杨皆被授予勋章； 台儿庄大捷 中，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不退，以惨重的损失给第20军团等部包抄日军争取了时间，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等十一位被授予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的授予条例颁布时，有三军将士不分阶级都可获颁的规定。但截止到1938年上半年时，该勋章的获得者全部都是军官，其范围高至上将，低至中尉。这一现象一直到武汉会战时才得到突破。1938年8月下旬，配属给第23军的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在乌沙闸驻防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该连官兵损失惨重，在阵地上的幸存者纷纷逃散。但中士班长安德成坚守岗位，独自操作战防炮，击中数艘行驶在江面上的日军舰艇，又有下士炮手张纶林虽然头部负伤也独自操炮射击江面日军舰艇。安、张的英勇事迹被层层上报，终于惊动了 军事 委员会高层，被授予勋章并各升一级，此举创下了非军官获勋的先例。遗憾的是，两位英雄先后在上高、衡阳两次会战中殉国。
除了安、张为国捐躯外，还有不少在抗战期间殉国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如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59军军长黄维纲、第29师师长李曾志、骑兵第3师师长王奇峰等人。
敌后战场和情报战线的勋章获得者
除 正面战场 之外，敌后战场和情报战线也不乏获此殊荣者。如第17师师长耿志介在晋南敌后游击作战时，接连攻克日伪军七处据点； 军事 委员会驻粤特派员李福林在广州破获重大间谍案，并逮捕间谍、汉奸两千余人。另外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还对战区级以上的二十六位高级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周志开是空军中第一位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人。在1943年的梁山空战中，时任第4大队23中队中队长的周志开一人击落日机三架，于战后获颁勋章。半年后，周志开不幸于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另一位空军英雄――第4大队21中队中队长高又新也以累计击落日机八架的战果于1944年空军节获此殊荣。此外，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也以建设空军著有贡献而成为了空军中的第二位获得者。现在外界流传空军烈士陈怀民也获此勋章，但根据笔者调查研究，并无此事。截止到国民政府迁台之前，空军获勋者共有十二位。
与此相形见绌的就是海军了，仅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和永嘉舰舰长陈庆?获勋。前者为酬其指挥海军在抗战期间著有苦劳所得，后者则是1949年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的事了。当时海军第2舰队司令林遵准备率部起义，但是遭到了以永嘉舰舰长陈庆?为首的一批军官反对，有九艘战舰在林遵疏于防范的时候由陈庆?指挥开赴上海。这在整个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迷的时候，无疑有着标榜作用，于是陈庆?成为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最后一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青天白日勋章的授予，虽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对于部分获得者也存在着争议。比如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以及所属师长葛先才、周庆祥、饶少伟、容有略五位将领，他们指挥所部于1944年在缺弹少粮、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坚守衡阳达四十七天，创造了抗战时期坚守城池最久的纪录，这无疑已经具备了获勋的基础。但方先觉等五位将领却在第四十八天的“不名誉”行为中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议。此后方先觉等五人先后从日军的拘押中脱险，但其获勋却受到了部分人士的质疑，甚至不满。至于他们的“不名誉”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史学界目前仍存在分歧，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同样在1944年，日军攻入贵州，陪都重庆震动。军委会急命黔桂湘边区副总司令张雪中和第29军军长孙元良率部在独山构筑最后一道防线。而日军在攻到独山时因为已经达成了会战初始目的，所以在经过小规模战斗后便开始了撤退。独山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陪都的安全，以全国战略计，张、孙两人获此殊荣无可非议，但以实际战功论，两人的获勋遭到了部分人士的议论。顺带一提的是，孙元良病逝于2007年，是所有获勋者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不管获勋的经过和结果如何，以上所述的获勋者都做到了恪尽职守的基础。但在抗战爆发后，仍有部分获此殊荣者成为了汉奸。如在长城抗战期间，在喇嘛洞配合友军击退日军的骑兵第5师师长李福和。他在1936年的整军中被降任骑兵第6师副师长，因不服职务调动，愤而离职。此后虽被委任为河北第3游击纵队司令，但却借抗战之名大肆扩军，于1938年3月在太行山公开投敌，成为了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第一位成为汉奸的将领。不过他在半年后，就被不甘沦为汉奸的部属击毙。
又如因坚守临沂策应友军，创造 台儿庄大捷 的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因在1943年敌后游击作战时被俘而投降了日军。抗战胜利后，庞炳勋在昔日同僚和部属的帮助下幸运地避开了审判，后迁居台湾开起了餐馆，得以在1963年寿终。另一位因中东路作战获勋的防俄军第2军军长胡毓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抗战爆发时，他因失去军权谋求出路而选择当了汉奸，此后官拜伪政权的上将 总参谋长 ，终免不了在1946年以汉奸罪被枪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政府 “戡乱作战”期间，有两位将领在和解放军作战时立功而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分别是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董其武和第 71军军长陈明仁。前者在1946年的包头防守战中击退了解放军的进攻，后者则在一年后的四平防守战中击退解放军获此殊荣。而到了1949年，先是陈明仁于8月4日在长沙率领第1兵团起义，紧接着董其武又于9月19日在归绥率领驻绥各部起义。两人为湖南和绥远的和平解放立下了特殊功绩。建国后，陈明仁和董其武都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两人分别于1974年和1989年病逝。
与上述两位相比，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完全失败，其余获勋者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他们有的选择阵前起义，有的选择对抗到底，这又有撤往台湾、力战身死和战败被俘三种结局。
先说说那些撤往台湾者，如因长城抗战获勋的第2师师长黄杰，到台湾后官拜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1995年病逝；因 淞沪抗战 获勋的第88 师师长俞济时，到台湾后官拜“总统府”第二局局长，负责蒋介石的保卫工作，1990年病逝。还有如因 上高会战 获勋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因 第三次长沙会战 获勋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们到台湾后都先后退伍。罗、薛作为中央军嫡系将领，退伍一方面是年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给年轻者更多的升职空间。而对同样撤往台湾的杂牌军将领来说，退伍就明显是免去军权、部队被吞并的做法了。这就有在长城抗战获勋的37师师长冯治安、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等西北军将领。
阵亡者如在长城抗战获勋的第1军团辎重大队大队长牛元峰，1935年在第109师师长任上于陕北同红军作战时阵亡，此为勋章获得者中的第一位阵亡者，距其获勋仅四个月。同在长城抗战获勋的第83师师长刘戡，1948年3月在整编29军军长任上阵亡于陕西宜川；在 解放战争 期间于豫东作战获勋的第7 兵团司令官黄伯韬，1948年11月在 淮海战役 时兵败身死。
被俘者有晋南作战中获勋的刘嘉树，于第17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滇西作战时获勋的第71军军长钟彬，于第14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豫西会战坚守老河口立功获勋的第125师师长汪匣锋，于第47军军长任上被俘。他们于关押时都先后病逝。其中刘嘉树的死，曾经引起周恩来和统战部的关注，并在刘死后加速了对战犯的特赦进度。可以说，第七批战犯的全部释放，刘嘉树“功不可没”。也有坚持到特赦释放者，如因忻口会战获勋的第21师师长李仙洲，在 解放战争 期间防守包头有功的第67军军长何文鼎。
起义者如在抗日战争期间率部反攻五原的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解放战争期间坚守榆林有功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和第22军军长左世允。傅作义不仅是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也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仅有的两位国光勋章获得者之一。1949年在华北“剿总”总司令任上于北平率部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为古都的完整保存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邓宝珊与傅作义同在北平参加和平运动，他的部属左世允响应邓的行动，在榆林率部起义。
美国 获勋将领
在获勋者中，还有四位美军将领，分别是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和马歇尔。史迪威和魏德迈都曾担任过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其中史迪威因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与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时有争论，最终因无法和蒋搞好关系而被调回国内。临行时，国民政府为表谢意，特授予史迪威青天白日勋章，使其成为该勋章的第一位外籍获得者。接任参谋长的魏德迈则在到任后小心谨慎，和中国军方的关系处理得很是融洽。两人分别于1946年和1989年去世。陈纳德则作为第14航空队司令，为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尤其是抗战后期，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马歇尔的获勋原因则与前三位外籍将领完全不同。在抗战胜利之后，国共的冲突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作为 美国 政府的特使前往中国，担任国共停战和谈的中间人，但最终他仍无法促成和平。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马歇尔只得返回 美国 复命，临行前，国民政府为表示对他所做工作的谢意，特授予其青天白日勋章。
有人说，史迪威的勋章是“吵”出来的，魏德迈的勋章是“和”出来的，陈纳德的勋章是“打”出来的，而马歇尔的勋章则是“谈”出来的。这一吵、一和、一打、一谈，倒是形成了一种特殊对比。但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包含在这四个字之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