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晋中野战军”，对武斗不管不问，志在震动山西，震动全国
1967年9月11日至17日，山西省革委会在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实则为批斗会。刘格平、陈永贵等一干人马坐在主席台上，将原山西省委领导，原晋中地委领导，原昔阳县委领导都拉到台下集中批斗。在昔阳县，这些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数万群众面前受尽凌辱，如扭胳膊，按脑袋，搞“喷气式”，戴高帽，挂铁牌子，挨拳打脚踢。有的被踢成重伤后致死，有的胳膊被拧脱臼，有的被斗得尿了裤。坐在批斗会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对这种武斗不管不问，并任其恶劣发展下去。
陈永贵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大讲大寨如何同走资派斗争。陈永贵还踌躇满志地说：要通过昔阳的夺权，震动晋中，震动山西，震动全国。就这样，昔阳县成为山西省在“文革”中开武斗之先的地方。
陈永贵等把自己的造反组织封为“晋中野战军”，又叫“晋中一把火”，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代号叫“六十八军”。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一直对此极为反感。作为支“左”的解放军，他不愿意看到两派无辜的群众发生残酷的武斗，更不愿意看到解放军卷入派性斗争中去。
1967年9月5日，刘格平、陈永贵指使杨成效指挥“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开枪打死女学生孟玲玲，打伤学生数百人，震动整个昔阳大地，由此爆发了抬着孟玲玲的棺木游行的悲壮场面。
11月初，陈永贵出马到太谷县视察。他策划了樊村事件，造成群众死伤数百人。接着，他又组织“晋中野战军”搞武装游行示威。途经榆社县红花岭村时，与“总司派”的下属组织“兵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死伤数人。但“晋中野战军”人多势众，枪多弹多，压迫“兵团”撤出红花岭。尔后占领该村，抓捕群众数十人，当场枪毙5人。红花岭战斗结束后，“晋中野战军”继续游行到和顺县。在城关镇又与和顺的群众打了一仗，双方各死5人，各伤50余人。山西武斗不止，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于是，1967年12月又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会议还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并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
1968年2月22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考虑到谈判的危险和复杂，谢振华要求部队在候机室外重兵布防，楼顶四个角上架起四挺机枪，枪口对着四外的旷野，以防两派武装冲击会场。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双方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老村长为陈永贵说话，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
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
事情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放过一个疑点。”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3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
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
周恩来：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要维护大寨红旗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
在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迫不及待想当党的“九大”代表，在节骨眼上露出了疵点，让他如何不着急？主动找谢司令交待罪行，以求宽大，或许情况会好点。
陈永贵泪水涟涟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低眉顺眼地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人证、物证俱在，陈永贵本人也承认确已变节过，还当上了特务情报员，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
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毛泽东倡导“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受宠若惊
作为陈永贵的上级，谢振华没有“戴有色眼镜”，只是想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而且对陈永贵的褒大于贬，还时常想着陈永贵带群众创业致富的事迹。
1946年，大寨开始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办互助组。陈永贵是全村较好的种地把式，他带领劳动力比较差的互助组取得了好成绩，并自称他的“老少组”战胜了村里的“好汉组”。由于他干得好，1948年初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1952年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1963年8月，河北、山西发生特大洪水，大寨也与许多乡村一样，被冲得一塌糊涂。已是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立即带领村里人在村头的大柳树下支起大锅，把集体的粮食拿出来，集体开伙吃饭，全力以赴抢着扶地里被冲倒的玉米、谷子，加工追肥，千方百计保住当年待收的庄稼。然后拿出集体的存款买砖，买石灰，买钢筋，昼夜奋战，很快在村中心盖起了一排排新砖瓦房。秋收时，庄稼的收成也不错。
1964年春，毛泽东视察河北等地，分别听取了谢振华率六十九军部队战洪水，保天津，保津浦、京广铁路的英雄事迹和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自己动手，拯救家园的动人事迹。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看见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抢险救灾；看见钢强的工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事业的斗志；看见朴实的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不能不为之动容。于是，在他的倡导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成为凝炼的号召应运而生。
陈永贵作为一个历史上曾有过污点的人，对荣誉的降临有着受宠若惊的感受。以至后来，随着外来荣誉与自身素质的比重失调，他渐渐变得头重脚轻了。
蔡梗民摘自《松原日报》
陈永贵简介
陈永贵(1914-1986)山西昔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担任农业社主任，后任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任期间带领广大群众，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艰苦创业，多次受到县、地区和山西省的奖励，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67年后，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1969年在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3年、1977年分别当选为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3年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
摘自《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张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