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来谁著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着太多的兴衰和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史家之笔略,秉其公正,发挥见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最高境界,但对读史者来说,其更为关注的则是当时历史中的人物,他们的千秋功罪,是是非非,是后来者观摩,借鉴和学习的材料,所以,更是历史人物他们自己书写了千年历史,他们的作为就是后世关注的历史:有些人物和事禁不住要击节叫好,有些章节叫人气愤或者一翻带过。
中国历史,两三百年一个王朝轮回,其兴者不仅仅以开国者其丰功伟绩所称道,也为其谋局成事之思想才略所颂扬;而衰败,有天灾人祸,也有昏庸的领导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中国历史之盛唐为例,李世民可以说个绝对的明白人,以两点语录为最:一是训言:“民可载舟,民可覆舟”,二是纪念魏征所说的:“以史为鉴,可明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百年以后再读这两句名言,也是能感觉到其为人之识略和气度,忧感其生气和力量。然而以唐朝开国之盛和开国者之明,不免两百多年后灭亡,随后便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战争和动荡。中国文人一直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读书济世只目标,但并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结果,这不能不说代代文人之缺憾。
但历史并不都是这样,在世界历史,如今之美国,从独立日摆脱英国之统治始至今日,历二百年风雨,如今走向全盛而不是衰败,这是什么原因?当然历史是前进的,今日之思想物质不可同过去同日而语,但事情不仅仅是这么简单。读过美国的开国史就会明白,美国的开国者不仅仅是独立战争的伟大,而且在在于后来者的思想之伟大:华盛顿完成了一场革命,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等人思考了一场革命。中国的开国者如李世民思考长治久安从自己一私出发,而认为民可载舟,民可覆舟的观点来亲民爱民,后来的那个王朝又不是?!人民则是当工具来爱惜,就和美国开国时间前后相近的清朝,从康熙从永不加赋的训令看出,懂得民可可载舟的康熙也是想通过爱民来达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一切人民不是作为终极目标来爱惜,而是作为工具,这也许这正是中国的王朝不能在民众中建立一个稳固和民众有机结合起来的-秩序的关键。一个王朝的兴盛,从根本上说还是民众的兴盛,而不是领导机构的强大,脱离了民众兴盛的机构强大终是空中楼阁,也就是说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建立适宜于民众的制度这才是国家长期发达的秘诀,美国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杰斐逊名言:“我们认为下面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这些权利,我们才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政府变成损害这种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他和建立新政府”,这段名言的伟大在于:他不但指出了建立政府是以人民为终极目标的,而不是将人民作为工具来爱惜的,而且指出了怎样才是真正的以人民为终极目标:这就是这个社会人人生而平等、人们有不可转让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从根本上阐明了这个理想社会的框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后来的杰斐逊和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在后来的国家建制思考了这场革命。虽然杰斐逊强调的激进的民主遭到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的抵抗,但在这里,不团结就是力量,民主派和共和派意见的激烈的争论不但没有形成纷争,反而在互相争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相成包容民主和共和的合适-制度。在这里,不能不提作为主要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
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认为虽然割断了和英国的关系脐带,但是极力维护和英国的传统脐带,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必须以英国的传统为基础,保留其好的方面的不断裂对于美国特别重要,这和杰斐逊的激进民主是很有出入的,然而这得到了华盛顿,麦迪逊等人的支持,这表现在建立代议制议会,两院制和司法至上原则。代议制议会是间接民主,这是对直接民主的抵制,代议制不仅不会出现直接民主的混乱和纷争,而且会有高效,易行和道义的担当等优点;而两院制中的参议院的设立更加强化了这样的保守观点:为了防止众议院的议员变换引起的不稳定和不负责任,有必要设立长任期的参议院来平衡众议院,这样的设计,既吸收了民主长处,又将消除了民主的各种缺点,更是在制度中提高了对人民中智慧的依赖,而压抑了人民中情绪的多变。再更进一步,为了防止民主制度中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又设立了司法权至上的模式。如果,没有对少数人的保护,成为多数派或者战胜多数派成为少数人生存首要目标,这样的民主很可能就是对少数人压制的工具和-斗争的工具,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缺点,确立了司法至上的不唯民主论,这样既保护了少数人,也保护了民主制度的健康。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建国的思想理路:建立民主制度,然后为了剔除民主制度中种种弊端,第一个层次设立代议制,第二个层次设立两院制,第三个层次设立司法至上的制度,多层次保障每一个人民的权利。
对于美国的制度创新来说,就是联邦制,这有他形成的历史原因,因为美国独立的时候本来是又很多不同的却力量相当的利益集团各自建立了州,也有出自孟德斯鸠的思想小国寡民论的原由:认为小国寡民最适宜建立民主制度。反正在美国应该说州和联邦政府一起产生或者早产生,这样在州政府之外设立邦联和联邦是个问题。在杰斐逊政府期间,为了关税问题,相当的州要挟要脱离联邦,这时的以汉密尔顿为主的联邦党人极力主张建立联邦,强化联邦政府,以联邦政府能在外提供安全,在内提供秩序,这样既就有了秩序,又因为双层政府为人民提供双层保护,当从一个政府得不到保护时,就可以寻找另外一个政府。这是联邦党人的智慧结晶。
逾两百年后再回眸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能感觉到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等人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读之者兴奋不已。康子说过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考,它们就愈是后人的心灵灌注了日日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他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想,在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看来:“再没有头顶的星空和心中人民的权利更能增加赞叹和敬畏了”,这是美国能发展和他们能不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