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看来的,有一定道理.
袁崇焕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都跟宁远有关系，宁远是明朝自广宁失守以后，为了加固山海关的防御而在关前布置的前哨，是山海关防御体系向前推移获取防御纵深的手段。修筑宁远是在 孙承宗 守辽时实施的，其确定过程相当曲折，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辽事”到底“有局无局”的争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在这个争议背后却并不是简单的“撤退”和“固守”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关系到明朝国运的大局，而这大局却往往很容易被现代人所忽视。
熊廷弼 两度守辽，在萨尔浒大败之后他用固守的方式钳制后金，让辽东的局面一度处于稳定状态，后来袁应泰丢失了沈阳、辽阳，他再度出山，并提出过“三方布置策”，从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 熊廷弼 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熊廷弼二次守辽的策略还是钳制为主，他不同意王化贞大举进攻的意见，后来王化贞的失败而导致广宁丢失证明了熊廷弼的战略眼光。在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作为经略指挥了一次辽西军民大撤退，数以十万计的军民由辽西撤到山海关以内。这次撤退在许多人眼里是熊廷弼的败笔，说他丧师失地，并且导演了一场大溃败，以致于最终“传首九边”。“丧师失地”是铁铮铮的事实，虽然“丧师”不是他的责任，但大溃败以后的“失地”却是他熊廷弼亲自指挥的，这些都毋庸置疑，可为什么给他喊冤的人还那么多呢？这个问题先留在这里……
王在晋作为接任的蓟辽经略，他的前任熊廷弼因为“溃败”而下狱，后来传首九边他都是清楚的，可他作为继任并没有要去恢复关外的失地，而是打算固守山海关，甚至提出在关前很近的地方再修一个重城，看起来近乎不合情理，许多人解读时或许因为他是被皇帝硬拽来的而认为他保守或者畏惧才提出这样的策略，但这个策略皇帝居然也同意了……那是不是皇帝昏庸呢？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会清楚这一切的，其实王在晋并不是保守和畏惧，而是有些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此时，袁崇焕登场了，他提出要在宁远修筑城池，并把意见越级递到了内阁，内阁首辅叶向高委托 孙承宗 实地勘察， 孙承宗 是一代名臣，勘察之后了解了其中奥妙，并有了自己的意见，他和王在晋谈了七天七夜，王在晋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孙承宗没有办法，回去以后用自己的策略说服了皇帝，开始了帝师守辽。
孙承宗守辽期间边关比较平静，这是因为孙承宗的策略得当，但他和袁崇焕之间却有意见冲突。以往大家都认为孙承宗全力支持袁崇焕，但其实不尽如此，在锦州的问题上，孙承宗和袁崇焕有分歧。《明史》有记载：“袁崇焕东巡，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这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时的事情。当时袁崇焕东巡，《明史》记载如下：“九月后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可以看出当时明军在辽西时并没有后金军的威胁，袁崇焕率军走三岔河返回，而且是走水道，有舟师接应。既然此时都可以“东巡广宁”了，那锦州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呢？直到次年六月，也就是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才同意驻防锦州，此事《明史》记载如下：“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在明军进驻锦州一带之后不久孙承宗就被罢官了。孙承宗支持袁崇焕在宁远修筑城池，但1624年明军东巡以后他却不同意恢复锦州，是在他卸任前才同意袁崇焕派人到锦州驻守。他们的这个意见分歧很重要，它体现了孙承宗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显露出袁崇焕自己的思路。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高第代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以后，认为关外不可守，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地守军于关内，袁崇焕抗命不从，率部孤守宁远。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孙承宗在卸任前同意袁崇焕派人进驻锦州，但高第十月上任以后就下令撤退，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锦州及其周遍诸城不可能有大的修缮，只是明军有驻军而已。此时高第坚决撤退，而袁崇焕则上疏抗辩，《明史》记载：“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后来的历史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可以看出的是袁崇焕的思路很明显，就是“三城已复，安可轻撤？”、“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至此他和孙承宗不轻出锦州有意见分歧，和王在晋、高第更是有意见冲突，和那个“失地”、“溃败”的熊廷弼更是有天壤之别。在许多人看来袁崇焕是不畏后金的兵锋，执意恢复辽土，且寸土必争，力战死守，乃英雄气概，和那些“失地”、“溃败”、“撤退”的经略简直判若两人，真可谓奇男子伟丈夫，相比之下甚至孙承宗也逊色很多，他虽为“帝师”、“名臣”但却不同意在并无后金威胁的情况下驻军锦州，如此一来袁崇焕忠勇无畏的形象便显得高大许多……但真是如此吗？
那么深藏在后面的那个“大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也应该很熟悉，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吃紧，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通过分析以上四个问题自然会得到一个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将辽民移送至关内以后，辽东、辽西在大旱和严寒的天灾之下势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断绝关外马市，不让一粒粮食从关内落入后金的手里，那后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饿受冻了吗？这岂不是造孽的遭了天杀……这时明朝有没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财政问题以致于军力尚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和已经因为遭了天灾而变得穷凶极恶的后金，去争夺赤地千里的辽东？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应该说作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王化贞丢失广宁以后，果断的将数以十万计的军民全部撤往关内，不仅放弃辽西，甚至连锦州、宁远不要了，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熊廷弼战略撤退以后，后金若要再攻击明朝，那得从沈阳一直前行到山海关关城，一路荒芜人烟、赤地千里，这样后金的补给线会拉到几百上千里，其中还要经过辽河、大凌河、小凌河，何等之困难？若后金真的来攻打，那也是劳师袭远，把后金从辽东、辽西拉到山海关关门来决战，就好比曹操选在官渡跟袁绍决战一样，若明朝有意要和后金决战，就应当选在山海关，而非选在锦州，远去锦州是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选在山海关关城则是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战略问题。 皇太极 在崇祯二年（1629年）偷袭蓟门入塞以后不是还占领过关内四城吗？可结果如何？还不是被孙承宗马上就收拾了，这个一来一去的简单战略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熊廷弼素来以雄才大略著称，他早就看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在王化贞丢了广宁以后他果断的坚壁清野，而在他带领军民撤离辽地之时，他并没有忘记对付后金和收复辽土，以及流落到后金手中正遭受奴役的辽民。
熊廷弼最为著名的谋略就是“三方布置策”
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实际上后来毛文龙开创东江镇，与后金大战辽南、抄袭辽阳、偷袭辉发、赫图阿拉、策反辽南边民和官吏，驻军皮岛并接受朝鲜的粮饷物资支持，接收辽东流民在朝鲜屯田，已经实现了“三方布置策”里“争取朝鲜策应”的设想，天津、登、莱从海上配合也不成问题，只是广宁给王化贞丢了。虽然明朝失去了广宁，但却引来了蒙古林丹汗，在熊廷弼指挥撤退中断后的不是王化贞，而是蒙古军队。明朝通过外交手段让蒙古和后金开始对立，这样蒙古代替广宁的明军对后金形成牵制，力量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此时变成了“四方布置策”――蒙古代替广宁方向的明军队牵制后金；山海关的明朝主力依然存在且关门稳如泰山并封锁关内粮食运入后金的通道；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援助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朝鲜也参与到对后金的 军事 和经济封锁之中，后金获得粮食的最后一道门被关死了。后金虽然获得了城池，但怎么说也就在辽东，大旱和严寒是躲不过去的，坐吃山空会饿死，出来劫掠面对的则是赤地千里和四面受敌。熊廷弼看似“溃败”的战略撤退其实是要逼迫后金入死地。熊廷弼如此的安排，既没有开销巨额的军费到辽东、辽西去驻军，也不用去修筑什么城池，还成功的阻止了后金掳掠辽民，而辽民在关内屯田不仅减轻了朝廷运送粮食接济辽民的费用，还可以让朝廷增加一点税收，比每年空耗几百万两银子强多了，而代替广宁方向明军的是蒙古林丹汗的军队战力有增无减，在朝鲜的东江镇还是朝鲜负担费用，让不堪重负的朝廷财政不再在辽事上有过多的负担。熊廷弼此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
其实，熊大人的这番布局还隐隐透着凶悍凌厉的杀机，若是后金真的犯傻来冲击山海关关门，势必精锐尽出，明朝在此地和后金决战，各方兵力聚集，且依托山海关雄关天险，够后金啃半年也说不定。且不说后金补给线延长，粮草接济必然困难，本来就是出来抢粮食的，结果变成了耗粮食，这首先就事与愿违了，时间稍微一长，对峙后两厢消耗起来后金就凄惨了……而最要命的则是隐藏在从沈阳到山海关路上的杀机。沈阳到山海关沿途千里迢迢，有大凌河、小凌河、辽河阻断，若是封冻时节还好，但开春以后冰雪融化了，在相持阶段期间，明朝完全可以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断其粮道，同时水陆并进沿辽河北上抄袭沈阳。明朝的水师非常强大，那时候别说是亚洲，就是世界上也是难逢敌手的。北上抄袭沈阳部队的粮草可以让舟师运送，明朝再不济漕运海运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辽河作为屏障沿途“凭舟船，用大炮”那还不简单吗？水陆并进的明军若遇上后金军，完全可以在河边布置一个阵地，步军战阵弧形排开且两头抱河，然后由水师炮船沿河一字排开，用炮火保护这个阵地，配合步军用火炮攻击后金军……对古代兵法战阵有了解的应该立刻认得出这个战阵，更应该知晓它的威力和对付北方游少数民族铁骑的功效，这就是宋代文豪辛弃疾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过的一位统帅发明的战阵，这位统帅就是曾以诸兵军协同作战击败北魏精锐铁骑的刘裕，这个战阵就是鼎鼎大名的“却月阵”，经过击败北魏精骑一战“却月阵”威名大振，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一谈及如何“以步制骑”，必言“却月阵”，在这里只不过是将弓弩换成了火炮，威力倍增而已。
若这个杀机实现了，会导致在关门下的后金军主力粮草被断绝，十天半月以后就彻底完蛋了。无论是丧失关门下的主力，还是被明朝军队捣毁了后方，后金那点家当都是承受不起的。由此可见，广宁一败就说山海关岌岌可危，完全是危言耸听，若真是如此恐怕连宁远城都没有可能安然修筑。
如今的局面对于后金来说是山海关关门外杀机四伏，蒙古虎视眈眈，在辽南还经常遭受毛文龙的偷袭，甚至赫图阿拉都受到威胁，而朝鲜更是给毛文龙提供军械、军饷、粮草，还划出“闲田”为其收留的辽民屯田。后金这时候四面被封锁被牵制日子很不好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粒粮食能接济进来，断绝了互市以后连食盐都短缺，若去劫掠明朝则要经过赤地千里，而坐吃山空又会饿死，甚至被奴役的汉民也因为有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而纷纷逃散，后金在天灾的煎熬下还逐渐失去经济基础和生存的依托，长此以往必将一步步被迫入了绝地。
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是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出发，让等待救济的辽民自给自足，让朝鲜参加军费的承担，让广宁方向的军队由蒙古林丹汗代替而节约了开支，固守山海关关城是运用了现成的资源而节省了重新修筑城池的费用，不仅将明朝在辽东的费用减少到了极限，还摆出了一个杀机暗藏的局，并且同时制约了 努尔哈赤 发展的后劲。
此时，明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持熊廷弼以“传首九边”的牺牲换来的态势，同时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全力支持东江镇逐步壮大；保证朝鲜不离开对后金的 军事 和经济封锁；联络蒙古的林丹汗，一来可共同牵制后金，二来可以让其他几个与林丹汗相临的边镇获得稳定，不让边防再出现其他问题；决不对后金开马市，决不让一粒粮食流入后金的地盘；同时坚壁清野不让后金有劫掠粮食和掳掠人口的机会，让后金充分的享受天灾；明朝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将有限的财税收入用来解决更为棘手的国内问题，一旦国内问题缓解了，财政危机挺过去了或者连年灾荒结束了，那时后金还没有饿死再一举荡平。
在清楚了熊大人的正确策略以后会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袁大人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本应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并将其作为决战的战场来准备，既可拉长后金的补给线又能等待“关门杀机”的显现，袁大人却将重兵放在锦州，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如此一来利用“关门杀机”断后金的粮道成为泡影不说，明军还在后来“松锦大战”时被 皇太极 断了粮道形成了溃败；本应全力支持东江镇的发展，袁大人却杀毛帅毁东江；本应维护朝鲜对后金的封锁，袁大人却为了修那个“非扼要之地”的锦州放弃了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驱逐东江镇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本应联络蒙古林丹汗，袁大人却招抚和后金会盟反对林丹汗的部落；本应决不对后金开马市，袁大人却在宁远给投奔了后金的束不的部开马市，该部落在宁远买粮的人中居然还有四百多满人；本应减轻朝廷的负担，袁大人却大兴土木修筑锦州这种“非扼要之地”，还要“且守且战，且筑且屯”，这和熊大人的方略完全背道而驰，不但没有让朝廷有喘息的机会去解决财政危机，反而还加剧了财政危机，让这条“宁锦防线”成了一条明朝末期的“郑国渠”；本应将辽民转入关内躲避天灾，减轻朝廷海运漕运粮食的负担，又有利于保护辽民不被后金掳掠成为奴隶，袁大人却提出“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在长年天灾的情况下鼓吹“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反正袁大人的战略是够戗，难怪守了不到两年就出了天大的问题。
如果说此次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还是和 努尔哈赤 的受伤同时显现的，看不出究竟有多大，那么 努尔哈赤 回去以后又远征蒙古，毛文龙再次抄袭其后方，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回援证明了两件事情，一是努尔哈赤伤势并不严重，二是他没有受伤的情况下由于毛文龙抄袭其后方他也要回援。由此可见，当时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之大，完全抑制了其远征能力。
毛文龙长期在后金后方给予袭扰和打击，让后金时常坐卧不安，就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毛文龙还曾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鞍山西南旧堡），这使努尔哈赤十分慌张，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毛文龙又派兵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后金的都城沈阳周围都遭受毛文龙的威胁，连努尔哈赤都要连夜躲避，这是什么样一种威慑？若后金大举出征，那后方还不被毛文龙翻了天了？有这种敌手“慑于后”努尔哈赤和 皇太极 有心思远征吗？
值得一提的是“宁锦大战”之胜和“松锦大战”之败是鲜明的对比，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后来的“松锦大战”中明军不但没有了毛文龙作策应，且东江军的主力要将都跑到皇太极那边去了，这导致了“松锦大战”中明军统帅、将领、军队数量、工事的坚固程度都比“宁锦大战”时强却最终落败。而这一切都要拜袁大人所赐，因为将锦州“慎弗泥为实著”是袁大人留下的遗产，而杀毛帅毁东江也是袁大人的杰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 马其诺防线 ”。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天启六年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
在崇祯得知蓟西防线不战而被越过以后已经对袁大人失望之至，怒斥道：“不先行侦防，任胡骑逞狂！”再看袁大人在北京城下还如此表现，更回想起袁大人当初信誓旦旦的“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必不令敌越蓟西”之种种经典皆一一落空；又擅杀毛帅而毁东江；还强开马市给后金南侵略置办粮草；最后到了蓟州又把聚集起来的兵马分散布防，导致防线被后金不战轻易越过，让后金袭扰京城，使京畿百姓遭殃，民怨沸腾，能不气愤吗？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崇祯因袁大人的作为剐了他并不奇怪。但袁大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错，恐怕就连刮了他的崇祯也没有意识到……
袁大人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把锦州修成一条“郑国渠”似的巨坑，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又不按照崇祯的旨意扑杀那些可能给皇太极带路的蒙古部落，还拿粮食给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为后金南侵略准备好粮草，关键是擅杀毛帅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整个“关、宁、锦”变成了一条“ 马其诺防线 ”，后来还害得 洪承畴 把明朝最后的精锐八总兵十三万人都填进了锦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巨坑里……让明朝的军力和国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个错误非但不小，而且错得简直离谱了~！
袁大人的谋略水准和蒋委员长有一比，袁大人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 洪承畴 更是一败涂地，而蒋委员长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 解放战争 中 辽沈战役 里的那场“ 塔山阻击战 ”就给其留下了永远的疮疤……而蒋委员长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从战术上讲，孙承宗知道等着敌人来犯宁远时可绕到锦州方向去断其后路而“横击之”，可袁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袁大人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急转直下，所以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
关于袁崇焕其人我的个人看法是，他个人并不具备什么雄才大略，虽算不上什么汉奸或奸臣，但却是一个缺乏谋略和战略眼光的 军事 将领，决非什么 军事家 或名将，他虽在守卫城池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可其他战略战术基本上是一塌糊涂，他也就只能算是个守将却非帅才。在明朝辽东战局里他发挥了守城的作用，但却出了不少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也因为他本人性格的原因为自己悲剧的划上了句号。在他的任上明朝辽东战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败笔的添加者。在明朝深处财政危机之时，崇祯殚精竭虑拼凑起来的财力过的多消耗在了宁锦防线上，但这条防线却从一条“郑国渠”演变成一条“ 马其诺防线 ”，继而再形成一个“死局”将明朝所剩无几之的军力大多葬送进去了。之后，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袁大人诸多错误谋略形成的巨坑过分的消耗了明朝最后的财力和军力，对于当时本来就虚弱的朝廷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袁大人的所作所为对明朝灭亡来说，虽算不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前面提到熊廷弼的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为他喊冤。而同样是“传首九边”的袁大人就迥然不同了，他采取了与熊廷弼完全相反的策略，结果是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军民，只对得起后金，当然也就无法对得起自己了，先遭凌迟处决再“传首九边”，连他的亲信也上言要斩他，而为他喊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其实袁大人异常高大的形象是满清御用文人作为讨好乾隆这个自大狂而编造出来的那个“反间计”之陪衬。这个虚构的“反间计”则是要迎合宣传满清入关顺理成章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以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和稳固满清反动统治为宗旨的，这也是满清搞了几十年 文字狱 的真正目的。
袁大人是在乾隆大兴 文字狱 的黑暗年代被满清的御用文人吹捧起来的，他被满清御用文人作为一块为了阿谀奉承皇太极而诋毁和贬低崇祯皇帝的砖头出现。满清御用文人先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手法先将袁大人拔高成一个“完人”，然后捏造了“昏庸”的崇祯去中皇太极的“反间计”，最后使得袁崇焕“冤死”。这样一来既说明了皇太极的“睿智”，又反衬了崇祯的“昏庸”，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功效，也让皇太极在伪史里“报了仇”。满清御用文人所需要的效果是袁崇焕的形象异常的高大，死得也悲壮凄凉。越是这样一个天大的冤案，就越显得崇祯的昏庸无能，越让人感觉满清入关是顺理成章，是明朝气数已尽，让当时被压迫和奴役的汉民感觉满清确实是一个顺应天理进驻北京的天命王朝，以此来稳固其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不禁要为袁崇焕叹息，他作为一位抗击侵略者的戍边将领，生前犯了诸多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失误而导致明朝越发艰危，死后又被侵略者作为稳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对于袁崇焕的问题大家要客观和冷静的看待，大家缅怀他的抗清作为可以，但同时也要清楚的看到他确实有不少战略和战术的失误，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缺失，在明朝灭亡的历史过程中充当了败笔的添加者，他的死不是一个天大的冤案，而是一个他个人因为自己失误而造成的悲剧。他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在孙承宗守辽后获得的均衡被破坏了，对辽东战局以后的急转直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