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
左起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与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光明网 作者：郭松民 原题为：“9.18”的顿悟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是我们经常对日本人说的一句话，意在提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今年的9月18日之夜，全国上百个城市将同时鸣响警报（见9月16日《辽沈晚报》），我们也应该在警报声中对自己重复一下这句话：想一想日本的侵略何以能够如此轻易的得逞？
“9.18事变”曾被研究者称为“一场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军事冒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根本支撑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1931年日本全年仅生产飞机40架、火炮90门、步枪3613支；而在事变之后，东北军白白丢给日本的武器装备[注: 武装力量用于实施和保障战斗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通常分为战斗装备和保障装备。战斗装备是指在军事行动中直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方各种设施的技术手段。]就包括飞机260架、重炮250门、步枪15万支，足够日本的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好几年。日军的战斗力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如在“9.18”四个多月之后爆发的上海“1.28”之役，面对装备简陋、军费甚至靠捐款的19路军，日军四易主帅、三次增兵，仍然久攻不下，最后靠了绝对优势的海空军才勉强“取胜”。而在“9.18”之时，日本却要以2万多关东军对11万东北军精锐。因此，对发动事变的日本少壮派军官来说，“9.18”其实是一场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豪赌。
但日本居然赌赢了。这其中的原因，正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所说：“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推行“不抵抗主义”的一个主要逻辑前提就是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来主持正义。据后人回忆，张学良[注: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字汉卿，]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中国一边。因此，“9.18”之后，国民政府不是积极备战收复失地，而是到“国联”去控诉，“国联”理事会就这个问题争论了3个月，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后来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搞了一个明显偏袒日本的《报告书》，但日本仍不满意，宣布退出“国联”，“国联”也无可奈何。
“国联”如此，其他大国的态度又如何呢？苏联是“严守中立”的，美、英则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同时让日本进攻苏联。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还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大发中国的国难财。这一局面一直到10年之后的珍珠港事件[注: 珍珠港事件又称珍珠港事变、偷袭珍珠港、珍珠港战役等；日本称真珠湾攻击，行动代号登上新高山（指台湾玉山）1208，是1941年12月7日清晨，]爆发，才得到根本扭转。
“9.18事变”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也好，领土完整也好，民族尊严也好，都只能靠自己来维护，洋人是靠不住的！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靠不住，还怎么指望别人呢？所谓“自助者天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国际政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敢也不会为了一些抽象的“原则”来牺牲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背信弃义是民族国家[注: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的特权——因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才是高于一切原则的“元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