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直埋怨张学良放跑了共产党，好像只要国民党继续进攻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而已。即使国民党继续进攻，共产党丢掉陕北，但不可能比李自成更惨。只要有机会，共产党总能东山再起。国民党人说这话既不了解中国从黄巢到李自成农民起义的 中国历史 ，也忘记了共产党最弱的时候不是 西安事变 时期，而是蒋介石刚刚与共产党分手的时候，更不知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只要国民党没有能力进行土改，只要国民党继续腐败，只要日本给国民党足够的 军事 压力，共产党就不是国民党能消灭的。国民党失败如此之久依然不能认清历史的面目，难怪乎要输给共产党了。
国民党人一向自称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的历史却是惊人的无知，远不如“反 传统文化 ”的毛泽东掌握得透彻。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才是 中国文化 真正的守护者，他是靠远比蒋介石更丰富的历史知识击败了蒋。要是按照国民党的观点，崇祯早就消灭李自成，击退多尔衮了，因为我们在明朝的历史上可没发现什么事变，迫使明军放弃追捕李自成。国民党的论点只有一点可取，如日本不进攻中国，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演变将变得不可预测。但一个不能进行土地改革又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没有异族的 军事 压力是否就一定能生存，我们无法判断，至少中国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不会对国民党政权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
无独有偶，李宗仁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如果日本能下定决心，动员四、五十个师团，一路出西北，占领兰州，切断中苏交通，然后攻西安，威胁成都，然后一路占领京、沪、武汉等，最后兵分三路占领西南诸省，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只有投降了。李先生前面的分析都对，就是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亡国说得太轻巧了，五十个师团的日军不过一百余万人，怎么可能控制住中国？不过李先生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没有 越南战争 、 阿富汗战争 、 阿尔及利亚 战争等游击战经验，欧洲的铁托、霍查他又不熟悉，中国的抗战又是以国共平分秋色而出现，犯此错误还情有可原，右粪们写文章的时候，人类游击战经验已经很丰富，再这么说是否过于疏忽？不过李先生的分析至少告诉我们一点，日本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中国的正面抵抗，只是日本的战略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力进行国内动员而已。这从侧面表明，南京政府的十年对中国的抗战没有实际意义，并不是必胜之策，它之所以还能迷惑一些人，只是因为日本的错误让蒋介石的正面抵抗戴上了光环而已。相反，建立在游击战基础上的抗战则有人类各国的经验为证，日本不可能将其消灭，因而才是当时中国的必胜之策。
美国 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说，专家富于知识弱于判断，不要轻信专家的判断力。李宗仁之所以对游击战视而不见，笔者以为那是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出生，学习的都是正规作战，很难去理解游击战这类政治性强于 军事 性的战争，右粪们自己也说当时没有去延安是因为觉得进行正规作战才有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人在军校里学的是如何赢得战役的胜利而不是如何赢得一场战争，赢得战争不是在学校里的专业训练能学到的，因为战争的结果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正因如此，身为职业军人的项羽将天下让给了刘邦，军事素养高于蒋介石的李宗仁输给了蒋介石而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西点军校的高材生败给了穿着草鞋的 胡志明 而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伏龙芝军事学院 的职业专家则被戴着头巾的圣战者赶出了阿富汗山区。专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中国从宋朝以来的士大夫清议传统过度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评判是非，使人们丧失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意气用事是我们必须认真清理的，黄先生的思维也为我们拓宽了视野。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道德准则，踏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路，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引入比宋、明士大夫伦理更绝对的历史最高使命而践踏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种历史使命、历史功绩的主张同唯道德论的理学没有逻辑上的不同，甚至更为邪恶，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远较清议的士大夫们为烈。我们也不能同意将所谓的经济增长、抵抗外虏、社会重组视作至高无上的使命，视人命为草芥，践踏人的基本尊严。
我们相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道德，我们不能容忍越过该时代最低道德的行为。
我们不打算用现在的道德去苛求古人，用现在的意识去评判古人的观点，但我们要求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至少应符合二十世纪的最低道德准则。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能再推行奴隶制度，废除奴隶制度的国际公约是大家所必须遵守的；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得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当全球制裁南非为 曼德拉 而欢呼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人性的胜利，我们相信这没有干涉南非的内政，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每个国家都可选择自己的制度为由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任何一个国家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我们为欧盟对奥地利的制裁而欢呼，我们相信奥地利人无权以内政为由选举海德尔上台；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每个政权不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不得以错误的政策使其人民处于死亡的边缘，为此，我们相信 联合国 出兵索马里去拯救在军阀、饥荒威胁下的索马里人民的合理性，我们相信 联合国 出兵制止卢旺达大屠杀的正义性，我们也相信智利人民寻求将皮诺切特送上法庭的合理性；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统治者不得过度贪婪使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相信 印度尼西亚 人民要求审判苏哈托的合理性，我们相信菲律宾人民追讨马科斯赃款的合理性。
如果我们确认任何国家都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那么对于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的蒋介石、国民党又当如何评价呢？关于蒋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的例证不需要作重复，因为右粪们自己也承认，蒋介石搞过法西斯，不过右粪们认为既没有搞成也就算了。先不说蒋的法西斯制度是否完全落空（如袁伟时先生就认为国民党“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 法西斯主义 ”的恶果；确立了独裁、专制体制；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至少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强奸未遂。强奸是罪，强奸未遂就不是罪吗？更何况是强奸半遂。
只要我们承认不得搞法西斯制度是人类的最低底线，蒋就必须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我们接受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得推行大规模的屠杀，蒋介石也同样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据张国焘回忆，在 红四方面军 入川以后，国民党仅在鄂豫皖就屠杀了二十万当地群众。1938年，蒋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坝，企图阻止日军，结果淹死一百多万人。最近又有史料披露，国民党1942、43年在河南大荒之时强征军粮，当时有近二百万人死亡。抗战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战争时期，可以取消新闻、言论自由，可以限制集会、游行，可以征兵、征税，可以要求人们节衣缩食，但没有权利要求平民付出生命。生命乃是政治的底线，没有任何政治可以置于生命之上，正义战争也没有此权利。我们承认战争中平民总有误伤，但那是在不可避免的时候，而蒋的作为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右粪们关于抗战的评论已堕入了黑格尔、马基雅弗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魔道。抗战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至少没有剥夺生命的权力。
我们承认一个政府都会有***、纳贿之类的现象，但这种事情是不可以过度到影响人民基本生活水准的地步。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等人都积聚了过度的财富，让人民处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境地，越过了一般的道德底线，因而必须受到历史的唾弃。我们承认中国太大，代理链太长，没有可能控制住基层官员的行为，但我们要求蒋至少能控制他身边人的行为。右粪们没有理由说蒋连就在身边的孔、宋家族都没有能力管住。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管不住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是可以原谅的，管不住身边的人就是故意的放纵。从政治妥协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李宗仁、张学良***，蒋为了政治不予处理还有一说，孔、宋家族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对他们的惩罚。相反，只有在蒋的庇护下，孔、宋才能胡作非为。蒋对孔、宋家族的放纵同他自己***没有区别，就如苏哈托的四个子女纳贿同苏哈托***也没有区别，谁会相信他们间没有联系呢？
右粪们批评那些批评蒋的人以局部的真实遮盖了全局的真实。在他看来，国民党的腐败是没有办法的，为了抗战，不应该揭露这些事实，否则抗战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右粪们的这个观点是难以服众的。别人只看见局部，难道右粪们就看见全局了吗？以笔者在第三节的分析，有无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关系。再者，在右粪们的笔下，因为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国民党官员的腐朽是由于士兵没有衣服、弹药而被迫横征暴敛。可惜的是，国民党官员是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不是用来改善士兵的待遇。因此，腐朽就是腐朽，而绝不是被迫腐朽，除非右粪们能拿出证据证明国民党官员拿的钱都用于补贴士兵。右粪们的一切为了抗战的大局到底是在主张什么？为了抗战难道不应该奋勇杀敌，勤俭节约吗？***、受贿、勒索、横征暴敛是破坏抗战还是坚持抗战？右粪们的这番辩护真是越描越黑，给人的印象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时向中国人民呐喊：快把你们的金钱和女人送来，否则我就要投降日本了。现在的官僚用稳定来吓唬人，右粪们用抗战来吓唬人，他们的逻辑都是不管我有多坏，你都不许管我，否则我就要破罐子破摔，这样你就是破坏大局。真是异曲同工！可惜拉虎皮扯大旗的作风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很快就因腐败而亡国了。
如果在五百年以前，或许笔者会接受右粪们的观点原谅蒋介石，但身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蒋介石必须接受二十世纪伦理的约束。由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越过了人类二十世纪的道德伦理底线，笔者只能将他归入暴君独裁者的行列。
右粪们在为蒋介石平反的时候表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偏袒，我们承认为蒋介石辩护是一个权利，右粪们也可以发表对蒋的看法，但这种评价应遵循标准一视同仁。所谓百花齐放，不过是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标准，但一旦标准确定，应该受标准的限制，而不能任意评判。比如高个子的概念，总是仁者见仁，但当一个作者确定1米8是高个子的标准，该作者就不能再说1米78是高个子，1米82是矮个子。正如笔者上面所作的一些分析，右粪们根本就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蒋和他的政敌，也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国民党和清政府的关系。笔者对抗战作的分析思路完全是按照右粪们的教导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作的技术分析，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因素，但和右粪们的观点却风马牛不相及。
右粪们为蒋辩护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愿意让中国的历史被说成糟糕的历史，为此不惜损害公正。右粪们质问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人，说如果蒋错了，毛错了，那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岂不全错了，而这怎么可以呢？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公正的学者所言，我们怎么可以先判定中国这个时间的历史是对的然后再来加以证明。这同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不同，因为胡先生的假设可以求错，而在右粪们 中国历史 不能错的大帽子下求证还有什么意义呢？笔者刚从右粪们那里学会了少从道德的角度评判历史，现在来了一顶民族主义的超级大帽子，不知道右粪们到底要我们学他的哪种方法论。唯一可解释的就是右粪们笔下的道德仅指生活小节或一般的伦理。右粪们恐怕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历史使命观比他反对的狭隘道德观更可怕。说句不客气的话，右粪们的此观点同日本 军国主义 分子的逻辑如出一辙。日本 军国主义 分子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承认了日本侵略过其他国家，日本民族就会被说成残忍的民族，由此决不能认错。如果我们宣布中国的历史不能错，那么为什么德国、日本的历史就应该有错？如果说我们无权对 历史人物 妄加评论，那我们对德、日批判的依据何在？如我们接受黄先生的观点，我们还有什么道义的理由要求日本批判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如果我们必须肯定 中国历史 上的某一位领导人才能保持民族的尊严，那么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为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又当如何看待他们的历史？每个民族都会犯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从来也不会影响民族的伟大。如果不能面对历史，那只不过是对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蒋介石犯下的罪行远不如希特勒和 东条英机 ，我们连这点小错误都不能承受，我们怎么又可以要求德意志、大和民族去承受比我们更大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