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锡钱”是北 宋徽宗 时期铸造的一种特别的钱币，由于文献记载的含糊和错误，导致后人对它的认识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夹锡钱”是铁钱，不是铜钱；有人则认为“夹锡钱”既有铜钱也有铁钱。孰是孰非，难以适从，因此，有必要再作深入一步的探究。
一、文献资料的分析
《 宋史 ?食货志?钱币》曰：“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对于夹锡钱，《 宋史 ?食货下二》另有一段专门的记载：“初， 蔡京 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中华书局标点本)主夹锡钱为铜钱者，或是主要依据这段记述。但是，这里存在两点疑窦，一是宋朝的铜钱本来就是由铅锡青铜铸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朝的铜钱几乎都是“夹锡钱”，那么，为什么 徽宗 时还要专门提出来推行“夹锡钱”呢?而且是几度兴废。可见， 徽宗 时的夹锡钱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含铅含锡的青铜钱。二是其合金为“用铜八斤，黑锡(即铅――笔者注)半之，白锡又半之”，铜、铅、锡的这个比例在普通北宋铜钱中即可找到，并无特殊之处。由此不能不引起我们对铜“夹锡钱”的怀疑。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夹锡钱，我们重新查考了有关夹锡钱的文献资料，除上引《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外，尚有以下几则：
(1)《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夹锡钱创始于(崇宁)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奏：‘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诏从之。”“又命陕西转运许天启，铸夹锡当二及当十大钱。”
(2)《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
(3)《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徽宗 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 蔡京 奏：‘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于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二百万贯。’”“夹锡钱始于(崇宁)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三、当十铁钱。’从之。”“ 尚书 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
(4)《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财用门”载：“徽宗崇宁二年，铸大铜钱以一当十，夹锡钱以一当三。”“……陕西见铸当十，系每贯用铜八斤，白锡一斤六两，黑锡三斤一十二两。”“崇宁五年是春，监察御史沈畸言……又有监司献议，欲尽改陕西铁钱为夹锡钱者，此尤不思之甚也。殊不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一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徽宗大观元年诏，河北昨铸夹锡当五钱其样制大小类当十铜钱，若或行用，奸民趋利，染为铜色，私作当十，难于验察，宜改铸当二。自今可令计备物料，广铸当二，以足一路之费(长编夏四月)。”
综观上列资料，尽管相互间存在一些不完全吻合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可以引出几条基本的认识：
(一)夹锡钱始铸于崇宁二年(1103)；
(二)崇宁二年在货币史上发生了两件事情，即铸行夹锡钱和当十铜钱；
(三)夹锡钱开始铸行于河东、陕西，后来又推行到其他地区；
(四)夹锡钱应是铁钱，开始铸行的意图是在铁钱中掺锡，以防止“二虏”(辽和西夏)将宋朝铁钱用来制造兵器。
据此，夹锡钱应是铁钱而不是铜钱。那么对上述《宋史?食货志》的那段记述又该作何解释呢?
有人认为《宋史?食货志》这段话的问题在于笔误或刊误，是把“铁八斤”错写成了“铜八斤”若将“用铜八斤”校改为“用铁八斤”，则全文可通，再无相悖之处①。然而，“用铁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组成的合金配比为铁57.14%，铅28.57%，锡14.29%，如果我们查阅一下铁的合金性能和合金相图就会发现，这样的成分实际上是不可能组成真正的合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用来铸钱(这一点下文另再详述)。
通过上列材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宋史?食货志》上述记载的最后一句“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应是说的当十铜钱，而不是夹锡钱。因为它和其它文献记述当十铜钱的情况十分相仿，也和一般宋朝铜钱的合金比例大致相当。事实上，崇宁二年当十铜钱和夹锡钱同时推行，《宋史?食货志》不会只记一件事，而不记另一件事。如果这个认识不错，那么，《宋史?食货志》的这段记叙有严重的文字脱漏②，即在原文“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和“每缗用铜八斤”之间还应有一句过渡性的话，即：“初， 蔡京 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这段文字的前半部是讲夹锡钱，后半部则是叙述当十铜钱。由此，对夹锡钱应是铁钱而不是铜钱的理解当不会再存疑虑。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宋史?食货志》中也曾有过诸如“青铜夹锡”之类的字样，兹引述如下：
“熙宁初……陕西三铜钱监各岁增五万缗。而睦州则置神泉，徐州则置宝丰，梧州以铅锡易得，万州以多铁矿，皆置监。又诏秦凤等路即凤翔府斜谷置监，已而所铸钱青铜夹锡，脆恶易毁，罢之。”
很清楚，这里记述的 神宗 熙宁年间的事，与徽宗时候的“夹锡钱”应该没有关系。同时，这里所谓的“青铜夹锡”，也不应是指增加锡的成分。宋代大量铸钱，不仅铜料紧缺，锡料也十分紧张，这在《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等文献中都有记录，据华山在《宋代的矿冶工业》③一文 中统 计，宋代铜、铁、铅、锡诸种物料，自元丰以后下降最多的是锡产量；在我们掌握的六百余枚宋代铜钱的分析数据中，锡的含量从 太祖 朝到徽宗朝基本是逐朝降低的趋势。从另一方面看，适当高的锡含量是不会影响铸币的质量的，宋代也确实有一些高锡含量的铜钱，尤其是在 宋徽宗 时期，即泉界所谓的白铜钱，其质量上乘是大家所公认的。所以，适当增加锡成分，只会提高品质，而不致“脆恶易毁”的。因此，我们认为这里所言之“锡”应该是指“黑锡”――铅，所谓的“青铜夹锡”，实是指加了过量铅的钱，所以品质很差，脆恶易毁。我国古代文献中铅锡混称是经常有的，如铅(Pb2(OH)2CO3)称作粉锡；铅，称作黑锡，上述的“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就是一个实例。
二、冶金学的分析
从文献资料分析，我们知道北宋的夹锡钱应是指铁夹锡钱，现在我们再从冶金学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九朝编年备要》和《文献通考》的记载中都讲到夹锡钱是“杂以铅锡”，但从冶金学上分析，铁中配铅是不可能的，铁铅不成合金，两者的比重和凝固点又相差很大(铁：7.86克/立方厘米，1535℃；铅：11.34克/立方厘米，327.5℃)，而且铅的沸点只有1740℃，与铁的熔点比较接近，此外，铅又极易在高温下氧化成氧化物挥发。所以，铁中加铅，铅很难留下，即使有所留下，凝固时也根本混合不到一起。但铁中配锡是可以的，铁与锡不仅能形成合金，而且能生成化合物，但锡的存在会严重影响铁合金的机械性能，只需有很低的锡含量，就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所以，大多数国家对钢铁中杂质锡的含量都制订有严格的控制规定④，这一点恰恰符合初行夹锡钱的目的――“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因此，所谓的“夹锡钱”应该是指加了锡的铁钱。
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近年来，在陕西、河南、广西、甘肃、宁夏等省钱币学会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展开了广泛的出土实物调查。根据文献中有关夹锡钱式样的记载，我们从这些地区采集了300余枚大铁钱，用能谱扫描电镜(SEM/EDX)作了系统的成分分析，从中，检测出2枚政和通宝平均成分含锡3%左右、3枚大观通宝平均成分含锡1%左右。用X射线衍射分析，又发现了微观结构中的高锡相的存在，其组成比例为Fe65%、Sn35%，这说明其中的锡不是以氧化态而是以合金状态存在的；进一步，我们发现了Fe3SnC组织，它的存在会严重影响钢铁的锻造性能。于是，我们终于找到并掌握了铁夹锡钱的实物依据和合金数据。
三、钱币学的分析
从文献资料可以得知，夹锡钱始铸于 宋徽宗 崇宁二年二月，但对于它的钱文、制作等具体情况，无有记录可以查考，因此，我们只能求助于钱币学的研究。
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曰：“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由此分析，夹锡钱不但应是样制精好，而且更需要和原来通用的铁钱有明显区别，使人一目了然，否则难以通行。
北宋的钱制，从 仁宗 天圣元年(1023)起，确立了对钱制度，徽宗于公元1101年继位，改元建中靖国，仍沿袭这样的制度，铸行篆、行两种书体的圣 宋元 宝铜钱和铁钱。翌年，改元崇宁，圣宋钱仍继续铸行。因为从实物遗存的情况看，圣 宋元 宝是北宋钱中数量较多的一种，而崇宁小钱的遗存，数量较少，北宋的主要通货应是小平钱，建中靖国年号又只用了一年，因此，可以推断，崇宁年间圣宋钱仍在继续铸行。这在有关文献中也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宋史?食货志》崇宁二年条中便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但徽宗在崇宁、大观年间新改铸的崇宁钱、大观钱却未采纳对钱制度，一直到公元1111年，改元政和以后，才重新恢复对钱制度，铸行篆、隶两种书体的政和通宝钱。这种钱币制作上的变化，和夹锡钱、当十大钱政策的推行不无关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载：崇宁四年四月癸酉， 尚书 省言：“崇宁监制铸御书当十钱”，并“诏颁样于诸路”。这里所谓的御书当十钱，应是指的徽宗亲书钱文的瘦金体崇宁通宝大铜钱(图1)，也就是说，瘦金体的崇宁通宝大钱始铸于崇于四年，由此便可以知道，在此之前，崇宁二年二月始铸的当十大钱应是隶书体的崇宁重宝大钱(图2)。因为，从遗存的实物知道，崇宁当十大钱，只有两种，别无它选。那么，和隶书崇宁重宝大铜钱制作雷同的隶书崇宁重宝铁钱，也就顺理成章，应是和当十大钱同时铸行的夹锡钱(图3)。隶书崇宁重宝大钱中，有一种背“十”的钱，很清楚是指当十行用(图4)，无独有偶，我们也曾发现有隶书崇宁重宝背“贰”的样钱(图5)，这种形制虽然后来铸行时未被采用，但从这枚钱的“贰”字，已经道出当铜钱二支用的本意。再有同样的道理推论，我们还可以断定，与隶书崇宁重宝铁钱的制作风格完全一致、钱径大小几乎一样的隶 书圣 宋元 宝铁钱(图6)也应铸行于崇宁二年二月之后，也是夹锡钱的一种，因为它和圣宋对钱(图7)的制作格格不入，所以不可能铸行于崇宁二年钱制改革之前。
从钱币学的角度分析，隶书崇宁重宝和圣宋元宝大铁钱在北宋的钱币中，其制作风格确实独树一帜，它一改延续了八十多年的对钱习俗，它们的制作特征和文献记载中分析的夹锡钱应该具备的特征是基本符合的。首先，制作精整，钱体硕大，和“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的初衷，可以吻合；二、陕西路始铸崇宁铁钱钱文不称“元宝”、“通宝”，却是改称“重宝”，钱文相印；三、就整体制作而言，和当时社会上流通的普通圣宋元宝铁对钱等旧钱有明显区别，不仅钱文书体由篆书、行书改为隶书，新铸圣宋元宝铁钱的钱背还多铸有月纹，以示区别。钱的外郭趋向纤细，相应之下，钱文硕大，加之隶书的书法特征，与旧钱相比，可以截然分开。
夹锡钱的推行，与蔡京的执政很有关系，从崇宁年间到宣和年间，断断续续将近二十年。它不仅在原先的铁钱区铸行，而且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据统计，除陕西路，河东路外，还有十七路原本不通行铁钱的地区，也先后铸行了夹锡铁钱。由此，可以认为，这些原非铁钱行使的地区，在徽宗朝铸行的铁钱，应该都是“夹锡钱”。然而，我们对这些铁钱作成分分析的结果，真正的夹锡钱少如凤毛麟角，在陕西出土的数百枚类似铁钱中我们只发现了两枚“夹锡”的夹锡钱。因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蔡京是不是以“夹锡钱”为幌子来推行铁钱?
四、夹锡钱铸行目的的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夹锡钱在河东、陕西等边境地区铸行的初衷，是为了防止钱币外流，防止辽和西夏熔化铁钱改制兵器，其动议由河东运判洪中孚提出，这一点文献记载得非常明确，毋容置疑。但后来蔡京很快将其推行到其它地区，致使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铸行夹锡钱，其目的已和“初衷”背离，当是另有所图。
我们认为，蔡京推行夹锡钱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大额虚币的手段来聚敛社会财富，应付财政危机，转移社会矛盾。
北宋的财政状况一直不好，到徽宗朝，国家财政尤为困难。一是，长期受到辽和西夏的威胁，长期处在扩军备战状态，随着边境战事的日趋紧张，军费耗资巨大。 神宗 时，财政年收入缗钱六千多万，军费开支却高达五千多万⑤。哲宗时，边防费用已把 神宗 元丰以来的国库积蓄消耗殆尽，《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五食货上三)载：“……陕西诸路又连岁兴师，及进筑鄯、湟等州，费资粮不可胜计。元符二年，泾源经略使章咨谏曰：‘伏见兴师以来，陕西府库仓廪储蓄，内外一空，前后资贷内藏库金帛，不知其几千万数。即今所在粮草尽乏，漕臣计无所出，文移指空而已。”到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时，朝廷不得不“出内库金帛二百万籴陕西军储”⑥；二是，政权不稳定，冗官众多，至徽宗时，官僚队伍本已非常庞大，蔡京等人又结党营私，培植亲信，滥封官爵，使官员人数急剧膨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徽宗大观年间官员人数较哲宗元?时多十倍。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给本已非常拮据的国家财政又带来沉重的负担。三是，朝廷内外奢侈之风盛行，官府上下，追求“风雅”，大兴苑囿。至徽宗朝，更是变本加厉，大兴土木，大规模营造宫殿庭院和各种楼堂馆所，所谓的“花石纲”之役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此繁重的财政开支使徽宗时期的国库极度空虚，财政连年入不敷出，致使“国之用途，往往不给”⑦。据记载，崇宁元年时，宋廷到了政府欠商人的三百七十万贯钱都无力偿还⑧的地步。面对如此严重的财政困境，蔡京执掌朝政后，不是通过变革，消除社会弊端来发展经济，而是靠通货膨胀，制造大额虚币来收敛财富。他下令江、饶、池、建州以岁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舒、睦、衡、鄂钱监铸折十大钱。这一时期，陕西一带由于铜、铁钱失衡，又发生货币流通危机，铁钱价值出现滑坡，大铁钱与小平铜钱之比由原先的1.5比1，贬值为2.5比1，后继续贬为3比1，4比1⑨，这无疑又增加了边境地区的财政困难，正值此时，河东运判洪中孚上奏铸“夹锡钱”事宜，于是，宋廷很快采纳了他的主张，并令许天启在陕西铸造以一当铜钱二的“夹锡钱”，原来三、四个铁钱当一个铜钱，现在，摇身一变，一个“夹锡”的铁钱要值两个铜钱。由此可见，蔡京推行“夹锡钱”的真实目的除了防止辽和西 夏利 用北宋铁钱制造兵器外，更重要的是为了阻止陕西等地铁钱价值的下滑、挽救铁钱的流通，变本加厉地收敛社会财富。崇宁三年正月，蔡京曾向徽宗奏曰：“今方泉布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⑩蔡京的这一表白，恰好泄露了他的真实用意。
但是，夹锡钱的铸行，很快带来了危害。首先是仿冒作伪，由于夹锡钱不易与一般铁钱区别，实际上，很多地方或是仍以普通铁钱充作夹锡钱，如政和年间，在陕西就出现了政和通宝大铁钱与夹锡钱“混杂行使”的情况。其实，早在崇宁五年就有人“献议”，尽改铁钱为夹锡钱。“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一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⑾。这或许是现在很难找到真正夹锡钱的一个原因。二是，更有甚者，有的夹锡钱制作、大小与当十铜钱相仿，于是，“小民以药染擦夹锡钱如铜色，与当十钱混淆”⑿。三是，引发了严重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 国用 愈屈。”⒀据李纲《梁溪集》记载，陕西夹锡钱泛滥时，贬值四十倍⒁。尤为严重的是，夹锡钱时行时禁，反复无常，致使危害愈深，所以，连宋徽宗也感叹曰：“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铜钱〕。”。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宋代的夹锡钱是铁钱，不是铜钱；(二)夹锡钱的合金组成中不会有铅，当然其合金比例也就不可能是“铁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三)真正的夹锡钱应是铁钱中加配少量的锡；(四)夹锡钱作为一种特殊的货币，开始是为了防止辽和西夏熔化铁钱制造兵器，其动议有积极的因素，反映当时官员中确有一些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才，因此夹锡钱的铸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铸币上的一个反映。但是它很快被北宋政府利用，成为推行铁钱，收敛钱财的一种手段；(五)宋徽宗崇宁二年以后，由于推行夹锡钱和当十大钱，钱币的制作有一次大的变动，一度中断了对钱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