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为标志，不但国民党陷入困境，民国亦名存实亡。从1911年10月10日起义至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内政局跌宕起伏，成败交替。痛骂袁世凯专制、反动，可以解恨，但无法增加政治智慧。袁氏本来是新旧参半的人物，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这个清末新政的翘楚，为什么没有在各方压力下继续前进。这里蕴藏着值得认真探讨的政治经验。本文着重从国民党和孙文方面的失误来看其中的症结。“春秋责备贤者”， 与其骂反动派，不如让有志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们得到必要的教益。
妥协的必要与失误
民国成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 ，推动历史前进，成了考验同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了袁世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南北议和，让权于袁世凯，是基于以下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 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1]
其次， 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 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 ，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氏竟有余力一再出手 ，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 ，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2]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 、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3]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和谈与让权于袁世凯都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