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货殖思想家。他在《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等篇中，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司马迁正是以其“天道自然观”思想，来观察社会经济生活的。他认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所以他主张顺应天道，减少干预，让“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马迁在详考史籍、编纂《史记》的过程中还得出，人性一有求利的动机，二有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的动机，就是指个人追求财富积累或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一种本能。为了实现求利的目的，人们往往不怕劳筋骨、冒风险。所谓享乐的欲望，就是人都有追求肉体或精神欲望的满足。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常常不惜金钱，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用自己的财富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
司马迁充分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的本性，他把各种人的活动都归结为一个“利”字，归结为对财富的追求。他在《货殖列传》中下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其目的都是逐利求富。逐利求富是人的本能，即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又说，人之趋利，“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人的这种逐利求富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他列举贤人、廉吏、廉贾、壮士、赵女郑姬、游闲公子、渔夫猎人、赌徒等，指出他们的活动无不和自己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具体说就是，“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高名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重赏”；而“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不避法禁”，其实也都是为了钱财；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也是为财利而奔忙。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有趣的是，司马迁还看到，人们逐利求富虽然在主观动机上是完全为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那个小集团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又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除了看到人的求利本能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他指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根据这些文献观察，发现了以下各点：一是人类有享乐的本能；二是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限制，它将尽情发挥；三是这种本能，不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也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他的善因论，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所说的“善者因之”就是主张统治者在经济政策上要顺其自然。因而，他主张，“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的“与之争”经济政策，而对管仲“设轻重九府”以致齐国富强的措施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他又指出，管仲的思想显然不如太公望在齐国“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比较而言，司马迁对干预成分较少因而危害较小的儒家思想的评价高于法家；对这两家前期思想的评价又各自高于其后期思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儒家贵义贱利的保守性和法家急功近利的激进性都超过了前人。在司马迁看来，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都不如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善因论，善因论其实是对道家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它的足欲观超越了老子的寡欲观，但保留了至治理想的内核。司马迁还从善因论的角度褒贬了西汉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而到了武帝时期，政府实行盐铁专卖、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日趋严重。在司马迁看来，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