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是西汉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和理财家，13岁入宫作侍中，跟随汉武帝，39岁出任大农丞，主持全国的财政工作达22年之久。为配合汉武帝对外连年用兵、大举开疆拓土，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先后推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了汉武帝对外用兵和挥霍无度的庞大开销。桑弘羊以此深得汉武帝的宠信，被赐爵左庶长。而在这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却害苦了百姓，甚至连中等以上的商人都被弄得破产。但为确保这些政策的落实，汉武帝不惜推行酷吏政治，搞得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汉武帝本人在晚年也曾明确表示：“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并颁发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死在游兴途中，遗诏立只有8岁的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汉武帝还遗诏霍光、桑弘羊、金日憝、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握朝政。在这五位顾命大臣当中，田千秋年迈不管事，金日憝第二年就去世了，辅政之事实际上由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个人执掌。而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为顾命大臣的，汉武帝病危时又明确地让他行周公辅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后，霍光独揽大权。
汉武帝曾强力统治西汉王朝54年，在他身后，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政治路线的问题，便成了执政者的首要问题。霍光试图恢复汉初休养生息的办法，以恢复民力和国力，而桑弘羊作为汉武帝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试图继续推行汉武帝政策。他执地认定，凡是汉武帝制订的路线一律不得偏离，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都要统统遵照执行。
道不同，不相与谋。桑弘羊与霍光的政见分歧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霍光的亲信杜延年建议说：“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杜延年的意见，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60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有什么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等重大问题。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参加这次会议的60多名贤良文学中，至今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为著名的经济政策研讨会──盐铁会议在长安举行。会议一开场，贤良文学就率先“发难”，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原则，是“与民争利”，导致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同时，“末盛则本亏”，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由此，贤良文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政策，代之以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并用德治替代酷吏政治。桑弘羊与之展开激烈的辩论，极力阐说“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乃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补充边防经费不足”的道理，并全面肯定了汉武帝政策，并明确表示要继续推行这一政策。
表面上看，在盐铁会议上，激辩的双方是贤良文学与桑弘羊，霍光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实际上，盐铁会议较量的双方，就是桑弘羊与霍光。与会的贤良文学是受霍光选派而来，即为霍光的代言人。霍光召开这次的会议，意在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政敌桑弘羊，并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不然，会议结束之后，霍光怎么会给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以列大夫的官爵呢？
桑弘羊为自己的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次年(公元前80年)，一直与霍光争权夺利的上官桀卷入“燕王之变”谋反事件，桑弘羊也受牵连，被族诛。其实，在专制政体下的所谓“谋反事件”，大多是用来打击和整肃政敌的“杀手锏”，至于是否属实，就只有打击者和整肃者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