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这一名号，创始于秦始皇，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日：‘……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玉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由此可见，皇帝名号的确立，乃是秦完成统一大业的产物。
为适应对全国实行强有力的统治的需要，除制订旷古以来最崇高的名号以外，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名位制度，以突出皇帝崇高的地位，保证皇帝权力的行使。所以，汉代因秦之名号，又作出许多修订和补充。在名号上“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在名位制度上又规定了许多新的内容，“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由于皇帝至尊地位的确定，凡与皇帝有亲属关系的人也有了特定的尊号，如皇帝父母称“太上皇”、“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妻妾称“皇后”、“夫人”、“妃嫔”；子称“皇太子”、“皇子”：姑称“大长公主”，姐称“长公主”，女称“公主”；孙称“皇孙”等，形成了一整套专用的名号，并长期固定下来。
皇帝的名号制度还包括死后的谥号、庙号、陵寝号等，旨在维护皇帝尊严，突出正统并加以神化。谥号是人死后按其生干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溢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早在西周时，谥号就已在贵族中普遍实行。秦始皇为突出帝王的尊严，不允许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指摘，下令废去皇帝之溢。西汉吕后当权时才加以恢复，规定帝王溢号由礼官议定，群臣上奏，报请新皇帝裁决。从西汉至隋，帝王的谥号基本上是按古礼所载而定。如西汉孝惠皇帝，据《谥法》：“柔质慈民曰惠”，而“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当时的溢号基本上反映了帝王的一生功过，只是用词比较隐讳，字数也在一二字之间，不像唐以后那样多用推崇和恭敬的词语，字数也越来越多。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待起的名号。秦始皇自以为其统治可传万世，因此以世系为庙号。汉代恢复古札，以“祖”或“宗”为庙号，虽然还是按世系排定，但是，“祖有功而宗有德”，自称功德是建立庙号的标准，因此“汉之子孙，以为功莫盛于高帝，故为帝者太祖之庙；德莫盛于文帝，故为帝者太宗之庙”。西汉12帝，称祖或宗者仅5人，东汉13帝，称祖或宗者7人；两晋15帝，称祖或宗者7人。这种制度为后世因循，“自唐以来，诸帝庙号莫不称宗，而此义混矣”。
陵寝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而命名的。开国皇帝之陵一般都称为“长陵”，而以后的皇陵则要依其生前事迹和世系来命名，诸如茂、义、康、显节、高平等陵。皇陵也有以地处命名的，如汉文帝的霸陵，魏文帝的首阳陵，孙权的蒋陵等，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为皇帝建陵以后，还要在“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有时还要迁徙人民去居住，陵寝所在地逐渐变为县治，陵寝号变为县名，而其原有的意义则逐渐为人淡忘。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至高无上，帝王和王室大臣们极力要保持最高的尊荣，极力要对此最高一人的生前死后给予美化神化，其目的是为了使天下臣民闻而敬畏、望而生畏。名号制度则被用来作为加强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特定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