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人的历史观——从砸明人王直墓谈起
[221] (2005-03-13)
在经济通吃的时代，研究历史似乎已经穷途末路。当代史学家的整体迷思，隐含了中国人历史认同的缺失。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安徽砸明人王直墓的事件，则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对王直砸墓事件的认识，让我们感叹良多。
王直是明朝人，在正统的史书中，都把王直称作倭寇。今天人们砸他的墓，说他是汉奸、勾结日本人的海盗。
我们先看看王直活动时期的社会背景。
阅读明朝历史，人们总是感叹：明代是历史上“倭寇”海患最严重的时代，从明初（1368年）到明嘉靖年间（1566年），近二百年，明朝一直是在解决“倭寇”海患问题。
为什么“倭寇”到明朝突然变得严重起来呢？
先来看看明统治者所说的“倭寇”。
实际上唐代以前，我国统治阶级的重心都放在北方中原大陆，唐以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光开始触及到南海，进入宋元，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我国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私人海上贸易非常密切。元末，元统治者的腐败引发了全国各地的起义，在各起义军中，朱元璋以标榜自己是中原华夏正统，积聚了众多的汉族谋士，终于把蒙元赶出中原，建立了明王朝。
明王朝建立后，以华夏中原正统自居，不惜一切代价，拒绝承接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与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这种作法实际上拒绝了对海洋文明的接纳，把明帝国紧紧锁在封闭的大陆体系中。
明代的海禁政策是逆历史潮流的，是对中国文明、人类进步的反动。这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从明时代开始我国开始落后于西方世界，这与明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有着密切联系。明朝的海禁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外各国人民的反抗。中国私人海商则是反抗海禁的最有力的力量。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已经对明朝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出了理性的看法。更早的傅衣凌先生就对明朝的私人海外贸易活动给予高度关注，然而，僵硬的历史观扼杀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对明海禁政策的反抗中，不仅仅有中国沿海的私人海商，当然也有日本的海商。宋元以来发达的中日贸易，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王朝更替而中断，在明的海禁政策下，中日私人海上的商业活动仍然很活跃。在明廷强大的海禁政策面前，以武力反海禁，成了当时的一种模式。明廷对武装的海上商业活动的打击，更是不遗余力，力求赶尽杀绝。这些私人海商利用日本国内封建割据的状况，利用日本靠近中国的岛屿作为据点，在明朝军事强大之时就跑到日本，过后，又返回中国大陆与沿海居民进行贸易。明统治者把这些武装的私人海商统统称为“倭寇”，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当时人就说过“倭寇之内，华人所居七八”，抗倭名将戚继光也说“虽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海禁与反海禁可以说就这样贯穿了明初的整个历史。明的海患有增无减。
进入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发现，欧洲工业革命的推进，整个世界进入了经济的一体化的第一次冲击。西方的葡萄牙势力直接进入中国的沿海，在与明朝廷的军事对峙后，他们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只能在中国沿海的几外岛屿建立起世界贸易的据点，浙江的双屿港、闽粤交界的南澳港、广东的澳门，都成了西方势力在中国沿海设立的贸易的据点。中国也不可阻挡地卷入世界贸易网络中。
腐败的明王朝，面对世界的大变革仍然固步自封。可笑的是对于外来的文明，仍然沿用以往习惯的词来称呼它们为“倭寇”。戴裔煊先生在《明代嘉靖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提到嘉靖间倭寇的由来。戴先生说：“倭就是日本人，但说来奇怪在嘉靖时，被称为倭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番客。”
显然，倭寇的称呼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阶级性。倭寇的称呼，也反映了明王朝的无知和封闭的心态。
明廷所指的倭寇的，从成分上说，主要指的是私人海上反海禁的力量，到明中叶以后，其成分就更加复杂了，许多西方东进势力，也已经包含进。从性质上说，这些海上力量是反抗明朝海禁政策的产物。从社会发展史观说，海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的专制主义的措施，应当受到人们的批判和唾弃。以倭寇称呼这一些人，本身就包含了明统治者对历史的歪曲。我们何必站在封建统治立场，去批判、贬低反海禁的私人商业活动呢。正是由于我们仍然沿袭封建正统史家编修史书的史观来评价历史的一切，才对历史的这一现象采取荒谬的批判。我们的史观不是出现了问题吗？
我们再来看看被明统治者称为“倭寇”的王直事例。
《筹海图编》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明朝的状况是统治阶层极力实行海禁，而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却相当活跃。以王直这样的有胆识之人，很快就到广东，先是投莽许二手下，造船，“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许二被明朱纨击败后，素有人主气质的王直，在众多海商中，兼并陈思聪海商集团后，成为浙江海面上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贸易集团。王直在兼并陈思聪后，仍然希望与明朝通市，史载“杀思聪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明朝在海禁政策下不但不答应通市，派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率众突围移往日本。王直利用日本当时的割据状态，在萨摩州之淞浦津建立贸易基地，仍然坚持与中国互市贸易。
在多次打败明政府军后，他对明朝正、副使蒋洲、陈可愿说“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并告诉他们“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这里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一切都是要求通商贸易的目的，同时根据自己对日本国内的了解，反映了因为日本国内缺乏丝棉，必然要与产丝棉大国的中国通商，实行海禁使和平通商不行，海患必然产生。最后他说“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为表达他的真心，他亲自写了《王直上疏》给明朝军事将领胡宗宪。读《王直上疏》，我们可以了解私人海商艰难的发展过程，可以认识官逼私人海商远走日本的背景。然而，胡宗宪却利用其迫切要求通商的心理，表面答应王直可以来互市，将王直诱捕入狱，最后杀之。王直之死，使当时私人海商与明廷谈判获得贸易的希望彻底破灭。明代的海患愈演愈烈，直到隆庆二年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准贩东西二洋”，海患终于平息。
明朝坚决拒绝当时的海外文明，把沿海的这一切活动称为倭寇和海患，要斩尽杀绝。 明代的反海禁出现的私人海商的发展，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所批判的，视为海盗、寇贼，然而它却是代表了民主与自由经济的力量。
我们究竟应当站在明廷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私人海商的活动，还是应当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评析这些现象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在社会发展史观上，我们在对历代农民的反封建专制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历代封建经济制度如“均田制”，一条鞭法都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在对封建经济制度的批判和抨击方面却显得如此薄弱，甚至站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些冲击封建经济秩序，要求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私人海上商业活动。这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历代中国封建统治，对自由贸易精神都是强烈抨击的。因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地着”的农业为本基础上，任何的自由贸易都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明清以来中国的国力丧失，从根本上说是面对自由贸易时代的竞争力的丧失。近代的衰弱源于明清，明清的谬误，是源于对海洋文明的认同的缺失。从根本上说，所谓的海洋文明，就是近代发展的自由贸易精神，就是竞争意识。
明的海禁政策是产生所谓“倭患”的主要原因。明朝的人对于海禁产生的寇与商的关系，就有清醒的认识，“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商转而为寇。”只是这种的认识不为明统治者所接受而已。明代私人海上商人为自由贸易，从和平到武装方式的转换是对明朝廷实行海禁政策的反抗。当然这些的反抗，在明廷的眼睛中是大逆不道的，当然被称为寇、贼。今天，我们难道仍然用明廷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这一幕吗？难道还应当拒绝海洋文明吗？
我们的历史观是否有了问题？！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