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战理论是现代人的发明，德国人埃里希·鲁登道夫集其毕生经验于1935年写成《总体战》一书。他把现代战争看作是全民族的战争，把战争看作是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并且置身其中。战争不仅仅是政府与军队单方面的责任,战争是包括军事、民事、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混合物。战争的胜负与一国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根据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总体战是消耗战、持久战。总体战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尽量多的人送上战场，年满20岁的男子就应入伍，接受军事技能的训练，编入正规部队或后备役部队，直到规定期满之后方可退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行“辅助勤务法”，把17岁到60岁的男子都作为战争的动员对象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举国参战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保障。总体战在战术上强调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在局部形成优势，并且要动员强大的后备役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随地加入战局。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类似总体战的战略早已在各诸侯国中实行了。每个诸侯国都动员全国一切资源为它们的命运作最后的一搏。秦国是如此，其它六国也是如此，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
传说为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把种田、养畜、纺织看作是富国强兵之道，实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战构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伟大军事家孙武写了一本兵法，后世称之为《孙子兵法》，在这部2000多年后仍然为人们所重视的书中讲到了战争的全方位性。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举国之战的成败，即“道”、“天”、“地”、“将”、“法”，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将领才干和法令制度，他把敌我双方幅员大小、物产多少、兵员的多寡、力量对比的强强弱、基于双方实际情况的胜负判断等五个要素视为一个国家进行总体战胜负的关键。
孙子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说一定的土地面积，可以出一定的物质资源，而一定的物质资源，可以出一定的军队，一定的军队就构成了实力的对比，那么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最后归属，从这点上看，秦国对土地的贪婪就是使它成为霸主的必由之路。
为了消灭对方的实力，争霸各国是不择手段的。古代就已经有了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在交战的各方中没有普通平民百姓与军人的区别，小战-“盈城”，大战-“盈野”，每一方都以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与战争潜力为目标。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俘虏赵军40万人，尽数坑杀，一方面是消灭赵国的作战勇气，更主要的就是使赵国丧失再战的能力。
战国末期，秦国尽起全国60万大军由王翦率领伐楚，楚国也尽发全国之兵，与秦军对峙，楚军的失败不是由于士兵不勇敢，更不是统兵将领无谋略，然而楚军却在这场决定自己命运的战争中非常令人不解地失利了。
从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楚军的失利，竟是由于楚军动员人数过多，造成后勤供给发生困难，军粮无法得到可靠的保证，难以支撑下去，才被迫东走，为秦军趁机击破的。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
西方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不过在秦国那里并不适用。秦国所做的一切更像是鲁登道夫所讲的，只不过是为战争服务。从今天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秦国实行总体战最为彻底，在十年统一战争期间，以500万人口却动员100万的军队,在正常情况下，按照秦国的人口是不可能动员如此多的军队的。为了与六国作战的需要，秦国不断扩张军力。根据《商君书·兵守》的记载，秦国三军分别为“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实际上秦国除了招募壮年男子从军外，还大量招募了女子、老弱为兵负责守城，担任运输、养马、做饭、救护等后勤补给工作，以便把尽量多的精壮男子送上前线。
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国并没有停息下来，而是继续保持其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总体战战略部署，继续扩充军队，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一度达到160万人之众，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负责皇室安全的禁卫军，以及由各地材官统率的各郡国兵。
秦国以西垂一小国在春秋之际就敢于东出与晋、楚等传统意义上的强国一争短长，进入战国以后更是不断东进，陆续击败东方华夏诸强国，不能不说其全民动员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诸多史家认为的那样，秦虽无道，而秦国的确开了此后2000多年来连绵不绝的典章制度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