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不少人就这样在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又满腔忿恨之下“庾毙”了。“庾毙”实际上是一个“万能死因”，不管是真的因病不治，还是其他非正常死亡都可以称为“庾毙”，更重要的是，如此官府不用负责。
本文摘自《资治文摘》2010年第7期，作者：吴钩，原题：《清代监狱的“非正常”死亡》
一
在清代，监狱里的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当时叫做“庾毙”，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中说：“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个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员，竟高达一两千号人。
之所以有这种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监狱的生存条件高度恶化，犯人受到非人对待，但归根结底，弊根在于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
评估一个管理者的权力值，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判断，一是纵向的，看他在权力金字塔结构中处于什么层级；一是横向的，看他的管辖半径有多长，比如以前的县令，处于帝国行政序列的下端，所辖不过一县，权力似乎不大。不过，我们还可以引入另外一个维度来衡量权力值：权力的强度。
古人常常用“威福”来指称权力，意思是说，权力就是一种能够作威作福的力量，这种“威福”的力量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是生死予夺，还是无损人毫发，决定着权力的最高值。旧时有所谓的“灭门的知县”之说，可以想见，知县的权力是非常厉害的。
以前监狱管理者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应该从这一维度来评估。当时看守监犯的叫做“禁卒”、“胥卒”，顾名思义，这不是“官”，而是社会地位非常低贱的差役，照理说，他们并无多大的权力，然而，监狱之内，天昏地暗，潜规则横行，隐权力暗生，狱吏如刀俎，监犯如鱼肉。狱吏的举手之劳，可以决定监犯的祸福乃至生死，借用清人的话来说，“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总之，他们可以用来“威福”的隐权力极大。
清代的文学家、桐城派祖师爷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因为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狱中禁卒为所欲为、鱼肉在押人员的丑恶现象给方苞留下了深刻印象，出狱后，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这篇杂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监狱刀俎格局的窗口。
二
方苞说，他在刑部大牢中看到“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每天都有三四个“庾毙”的犯人被从墙洞里抬出去，觉得不可思议。同狱中有一位姓杜的监友原是洪洞县知县，见多识广，他告诉方苞：“现在气候顺正，死者尚稀，往年这时候，每日也有病死数十人的。”
为什么病死的犯人会这么多？杜知县说，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监，每所老监有五个牢房，禁卒住在中间一间，墙有窗户，屋顶也开了天窗，可以透气通风；其余四间，则不开窗户，两百多号犯人便溺、饮食、睡觉全在里面。加之冬天，贫苦的犯人席地而卧，到了春季，地气变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监狱夜里又不开锁，常常人死了，活人还得跟他挤在一起睡，“无可旋避”，所以受瘟疫传染的人很多。更奇的是，牢中的大盗恶犯，由于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染病的很少；病死者，多是那些罪轻的，或者是受牵连的、给案件作证的无辜之人（根据清代司法制度，涉案的人证，也要暂时收押，结案后才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