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京、广州、西安、杭州或者洛阳、苏州等比起来，笔者现在生活的位于黄海岸边的小城烟台，严格说起来乃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
在晚清以前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整个胶东半岛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今天的莱州市一带。烟台最早具备了现代港口城市的雏形，一度成为整个胶东半岛的中心城市长达半个世纪，直至２０世纪初被后来居上的青岛所取代，缘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而且，在该条约里英国政府刚开始在胶东半岛选择的通商口岸并不是烟台，而是距离烟台１００多华里的登州，也就是现在烟台市管辖下的蓬莱市。《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领事马礼逊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烟台的地理优势明显好于登州。于是，经过与清政府协商，遂将开埠地点由登州挪至了烟台。
因了这层历史的机缘，烟台在１８６２年３月正式开埠，由沿海的一个具有海防功能的渔民和守军杂居的大村落，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北部沿海的一处对外交往十分密切的港口城市，其地位近似于更北一点的天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烟台，在西方各国的视野里通常的称谓并不是“烟台”，而是“Ｃｈｅｆｏｏ”，也就是现在烟台市中心区“芝罘”区的英文直译。甚至直到今天，在一些欧美国家出版的航海地图上，烟台的名称还是“Ｃｈｅｆｏｏ”。
这里说句题外话。前几年，著名的传记作家李辉先生在去美国查阅《时代》创刊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父亲路思义的有关资料时，发现有关卢斯父子的资料中多次出现一个英文单词“Ｃｈｅｆｏｏ”。这个单词曾经令李辉先生很是困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单词就是“芝罘”的意思，也就是今天的烟台。卢斯的父亲路思义很早就在登州（今蓬莱市）传教，１８９８年４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卢斯就出生在登州的一所文庙中，并在登州和潍县（今山东潍坊市）度过了其幼年时代。后来，卢斯在１０岁时来到了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于烟台的闻名全球的内地教会学校——芝罘学校（Ｃｈｅｆｏｏ ｓｃｈｏｏｌ）读书，直到１４岁毕业后才离开烟台回到美国继续深造。据称：卢斯能讲一口标准的烟台方言，在美国社交圈内常常自称是“山东人”。
因此，屈指算来，烟台成为现代港口城市的历史一共只有１４０余年。
１４０余年的历史，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应该是非常短暂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年轻”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由于没有历史，这座城市的历史感并不强烈。即使对于过去的这短短１４０多年的历史，也少有人关注，以至于许多发生在这里的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经过１４０多年的洗刷，其最后的一丝印痕也都消散在当代城市化建设的宏大叙事里。
说起这些，笔者深有感触。
那是２００４年，我一度对甲午战争史很感兴趣。当我发奋恶补一本本相关的研究著作时，忽然发现原来这场深刻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竟然与身边的这座城市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其中，象征着战争正式结束的《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就在烟台。
于是，我开始着意寻找当年《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顺德饭店”的具体位置。我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如果这个地点还能找到的话，我将联合一批国内研究甲午战争问题的专家，吁请在这里建成一处国耻纪念馆。因为《马关条约》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之一，它的正式换文的地点想来应该有资格列入“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的名单。
后来，我为此请教了国内甲午战争研究方面的专家戚其章老先生，并采访了烟台当地的一些人士。但是，随着追索的深入，我发现关于《马关条约》换文的详细情况，可能注定是一笔糊涂账了。因为关于这段重要的历史，即使连最起码的换约地点，在当地也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基本上是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
其实，关于《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问题，在国内学术界本来是一个早有定论的问题。我于２００５年写信给曾经主编了１２卷本《中日战争》的戚其章先生，向其请教相关问题。戚其章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肯定了换文的地点就是“顺德饭店”，并告诉我这是总理衙门的原始档案里明确记载的。他在回信中还告诉笔者：他虽然多次去过烟台，但他并不能肯定“顺德饭店”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也不能断定“顺德饭店”现在有没有被拆毁。
然而，这个为国内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定论，在烟台当地的一些专门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中却有着不同的意见。譬如，当地博物馆的一位已经退休的副馆长宋月娥先生就认为：《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应该是在现在的烟台山宾馆内的原芝罘俱乐部二楼。国内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所采纳的就是宋先生的意见。
芝罘俱乐部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海岸街东端，曾经是烟台山宾馆的一号楼。这座濒海的三层小楼于１８６５年由英国商人建造。由于这里靠近烟台山周围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和“美孚”、“汇丰”等众多外国机构，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人在烟台的一座豪华的聚会交流的场所。在这个俱乐部的地下室内，有东亚第一条保龄球道，当时的保龄球都是木质的，虽经１００多年的风雨洗礼，现在仍然可用。
但是，笔者在详细查阅了芝罘俱乐部的历史之后发现，它在历史上从来没叫过“顺德饭店”。既然如此，说这里是《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根据又在何处？而假如《马关条约》真的是在芝罘俱乐部换约的话，是不是等于否定了为国内史学界长期认定的“顺德饭店”为换约地点的说法呢？
由于笔者大张旗鼓地寻找，迅速影响到了当地的一些新闻界人士，且有媒体跟进。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烟台当地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由一名非专业人士撰写的与此有关的文章。根据该文作者的叙述，当年《马关条约》的换文地点“顺德饭店”，应该叫“利顺德饭店”，英文是“ Ｔｈｅ ａｓｔｏｒ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ｅｌ”。
经查，“利顺德饭店”在当时的烟台又叫“阿斯托旅馆”或者“法国饭店”。１９９８年，为迎接当时在烟台召开的一次国际性商务会议，利顺德饭店的旧址被拆毁。现在，这里成了一处现代化的音乐喷泉广场。每当夏天来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吟唱过《观沧海》的地方，曼妙的音乐和夸张的水柱欢迎着各地前来看海的人们……
关于利顺德饭店，根据有关资料，当时的上海和天津也都有相同名称的外国饭店。而且，天津的那所饭店，不但英文名字和烟台的这个饭店相同，中文名字竟然也一样。而上海的“Ｔｈｅ ａｓｔｏｒ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ｅｌ”，就是建于１８４６年的大名鼎鼎的中国第一家西式酒店——浦江饭店（礼查饭店）。
如果说“利顺德饭店”就是换约地点的话，这与有关史料中所说的顺德饭店是一家“外国旅馆”的说法是相符合的。但是，一个疑问也就产生了：既然换约地点是在“利顺德饭店”，那么，为什么在中文材料里出现的是“顺德饭店”呢？虽然一字之差，但这里显然是大有问题的，断不是当地有些人所说的“可能是编译者之误，抑或是当地人与外地人叫法上的不同”这么简单。
稍具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换约这么重大而严肃的事情，在官方的中文文件里断不可能出现这样重大的失误。另外，当地有的研究者已经明确指出，烟台的“利顺德饭店”建于１９１１年，而《马关条约》换文是在１８９５年。也就是说，《马关条约》烟台换文时，烟台的利顺德饭店尚未开张营业！如此，则基本上可将其排除在换约地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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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顺德饭店”根本不是“利顺德饭店”的话，那么换文地点又在哪里呢？笔者这些年来在翻阅一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时，发现了两则或许可以引出新解释的材料——其中，一份是出自日方换约代表伊东巳代治向日本外务省所做的汇报材料（见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日战争》）；另一份就是中方全权代表伍廷芳和联芳在换约后，向总理衙门发出的汇报公文（见王芸生主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伊东巳代治在向外务省所做的回报材料中称：他于１８９５年５月７日（公历）乘船来烟，下榻在中方安排好的海滨饭店。当日上午，与伍廷芳和联芳在海滨饭店首次会晤。次日，又在广仁堂（盛宣怀主政烟台期间修建的慈善机构，后来成为登青莱道道台衙门所在地）会晤四次，批准交换条约的手续才告完成。当晚，中方和日本代表正式换约。
而根据伍廷芳和联芳的公文，具体换约的细节是这样的：农历四月十四日（即公历５月８日）傍晚，接到光绪皇帝准予换约的谕旨，二人即于当晚１０点左右赶到海滨饭店会晤日本使臣，并当场交换了相关文件，最终完成了换约手续。在这份文件中，伍、联二人有一句甚为关键的话——“复往晤日使”。“复往”说明是第二次前往，这与伊东巳代治所言的中日双方代表第一次会面是在日方下榻的海滨饭店一说是相吻合的。于此可见，《马关条约》换文很可能是在日使下榻的海滨饭店，换约时间在晚１０点以后。
根据现有的资料查证，海滨旅馆（Ｂｅａｃｈ ｈｏｔｅｌ ）由德国人建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与它相邻的芝罘俱乐部扩建时被拆毁，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而扩建后的芝罘俱乐部之一部分就建在它的旧址上面。
另外，笔者最近在研读地方史料时还有一个更新的发现——事实上，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烟外国人开设的最高级的常年营业的饭店是所谓的“大陆饭店”（Ｓｔｒａｎｄ ｈｏｔｅｌ ）。而英文之“Ｓｔｒａｎｄ”，如果直译为中文的话，则非常近似于“顺德”两字的发音。于是，笔者乃有如下的猜想：所谓的“顺德饭店”可不可能就是“大陆饭店”呢？须知，当时参与换约的中方姓卢的翻译等官员都来自于北京，对烟台当地的情况可能不尽知情，极有可能将当地人士所称的“大陆饭店”直译为了“顺德饭店”。而根据现存北京的一份由２０世纪初的驻烟外国人所列出的在烟外国机构的中文名单中，确有“顺德饭店”的名字。如此，这个“顺德饭店”是不是就是当地所谓的“大陆饭店”的又一中文直译名称呢？看来，的确很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按：大陆饭店新中国建立后成为烟台市政府的接待机构——虹口宾馆的一部分，该楼在几年前大马路一带改造时已被拆毁。）
根据有关的记载：尽管《马关条约》在换文之前，国际和国内发生了“公车上书”、“三国干涉还辽”以及台湾的罢工、罢市等重大历史事件，清政府内要求延期换文或拒绝换文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但是，光绪皇帝最后还是在草约上盖上了玉玺，并严格按照草约里约定的时间在烟台如期换文。在最高当局的授权之下，中方换约大臣伍廷芳和联芳（一说是联元，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联芳为满族官员，后来在庚子之变时，因为反对与１１国开战，和许景澄等被慈禧所杀。）于１８９５年５月６日从天津来到烟台，旋即被安排在广仁堂内住宿。而日本的换约代表伊东巳代治（日本换约代表名字究竟是什么，国内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多个版本。经笔者查阅日本外务部原始档案，始肯定是伊东巳代治。）则于５月７日来烟台，下榻于德国人在烟台开办的饭店——海滨旅馆。当日及次日，中日双方代表多次见面，商谈归还辽东半岛以及中日双方交割台湾的详细细节。５月８日晚１０时“假一外国饭店”正式换约。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换约意味着双方政府正式承认了《马关条约》的合法性。因此，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台湾在法理上正式成为日本的领土，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战败的日本遵照盟国的《开罗宣言》等文件将其归还给中国为止。
当年，《马关条约》在烟台换文称得上是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最为轰动性的事件之一。不仅因为这是东亚新贵日本崛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更因为由俄、法、德导演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在烟台换文期间演至了最高峰。根据现在所见的各种史料记载，还在换约之前不久，英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国的驻华公使和这些国家的海军舰队，就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相继来到烟台，密切关注换约的各种动向。为了向日本施加压力，主张“还辽”最力的俄罗斯甚至将其远东舰队悉数集合在烟台的海面上，并将战舰上的不必要的物资卸下来，放置在日本代表下榻的旅馆对面的海岸上，以表示俄罗斯随时做好了与日本开战的准备。正是在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日本才不得已吐出了已经“吃到腹中的肥肉”，最后以３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要价，作为退还辽东半岛的“补偿”。
于不经意间，历史就这样从人们的指尖轻轻地滑过，而在这种流失中，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疑云重重。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有关《马关条约》换文地点的疑云，还不能说已经被完全揭开。
由《马关条约》烟台换约地点的扑朔迷离，笔者不仅想起了日本的下关。这是李鸿章当年和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的城市。２００４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探索·发现》节目中看到，这座城市迄今依然完好地保留着当年的签约地点春帆楼的原貌。从电视镜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关条约》签定时的场景。据说，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动过。即使是桌上的那瓶墨水，也是当天使用的那瓶墨水。１００多年过去了，那瓶墨水依然有墨可用……
我们常常说日本人不愿承认和正视历史，缺乏历史感。对比一下日本的下关和中国的烟台对待《马关条约》这段历史的态度，一时间竟然搞不明白究竟是谁缺乏历史感！当然，日本人或许是在借此炫耀一场伟大的胜利。但对于我们这个失败者而言，勿忘国耻，汲取教训，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当年《马关条约》在烟台的换约地点是“芝罘俱乐部”、“海滨旅馆”，还是“大陆饭店”，都应该不是一笔糊涂账，有志于此的史家实在应该花点精力将它搞明白才是。
就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我得到了一个多少有点让人欣慰的消息，这就是：位于烟台市的另一处近代史上的重要旧址——《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地点——原东海关办公地旧址，在一度成为危楼多年之后，目前已经被当地政府出资修葺一新。尽管修复后的东海关旧址已经不复当年的旧面貌，而更像是一所建于２１世纪的“摩登”会所。但相对于前些年的那种在城市改造中不顾当地的历史文脉动辄乱拆一通的做法，毕竟是一种不小的进步。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