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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中国的出路在创新

王朝军事·作者佚名  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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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国力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反300年来被人看不起的历史,中国变成新闻热点。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世界各大报上天天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专栏、社论、评论、电视节目,如雨后春笋。街头小吃、坊间琐事都成了大新闻。去年来中国观光的外国游客高达2026万人,其中亚洲1250万、美洲210万、欧洲480万。此情此景实为人们始料不及,亦足令汉、唐盛世相映失辉。友好人士赞扬中国的进步,说中国正在演奏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交响乐,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序曲。到2050年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日本而可能与美国相当。不喜欢的人也有,中国的进步使他们恐惧,散布“中国威胁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别人构成威胁,明里暗间进行遏制和封锁。还有人故意夸大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防力量,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无所不在”等。国内外很多学者提醒中国人自己要客观对待和冷静思考各种评论,以免被误导。我们有理由为过去的成就感到兴奋,但远没有资格骄傲。今后的道路还会有坎坷险阻,不可能一帆风顺,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

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比欧美晚了200年,抵抗列强侵略就占去了100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30年奠定了工业基础,20世纪末才进入大发展时代。工业设施和社会财富积累时间还很短,社会生产力还较低,到200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1700美元,是日本的1/20,美国的1/22,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农村的贫困人口仍有2000万人。按联合国统计,人均每天不到1美元的人口有2.1亿。中国的制造业进步虽快,但还不强,医疗器械和科学仪器等高档产品主要靠进口。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要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还需要艰苦奋斗至少50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1995年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2005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提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这是一项适应世界形势、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发展方略,是应对时代风云,排除阻难,冲破围堵,开创新路,实现和平发展的坦途,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壮举。

今日的世界与18、19世纪欧美进入工业化时迥然不同。彼时世界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移民自由,消费无拘。如今世界人满为患,无处疏散,资源已被分占,技术被垄断。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已建立了很多不对称的、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覆盖着各领域,约束着后来者。中国今天人口等于1850年全世界人口的总和,耕地面积已利用了95%%以上,资源已显不足。必须寻求新路,建立新的社会结构,创造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是稳定人口数量,提高人的素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既要提高生产效率又要节约资源,形成富裕又节俭,环境优美,社会和谐,既有自由又有纪律那样一种社会生活模式。而这只有在一个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创新型社会中才可能做到。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成就都是依靠自主创新而取得的。回顾过去五十年的发展进程,有的问题我们解决得好,有的不好。凡合乎科学规律的都取得了成功,否则就会失败。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提示我们,创新要符合科学规律,这是创新的前提。过去25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最伟大的科学创新。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功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创新范例。早在200年前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口激烈增长已引起全世界思想家们的关注。在英国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传入中国以前,清代的思想家洪亮吉(1764—1809)和汪士铎(1802—1889)等就对人口的急剧增长表示了忧虑,提出中国要节制生育。20世纪很多社会学家,如陈长蘅(1888—1987)、顾孟余(1889—1972)、陈达(1892—1975)、马寅初(1882—1982)、吴景超(1901—1968)等都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先决条件。共和国成立时人口是6亿。15年后当人们尚在激烈辩论这一问题时,人口激增到7.25亿(1965),再过15年又长了1亿,1980年达到8.25亿。这才引起了科学界和政治家们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确定了计划生育政策,认真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经过30年的努力,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30‰(1965)降到目前的6‰。人口总和生育率(一对夫妇平均生养孩子数)从5.8(1970)降到1.8以下(1995),已低于临界生育率,并保持了10年。“人口爆炸”引信终于解除。只要低生育政策能再坚持30年,中国的人口将于2035年左右达到15亿后停止增长。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伟大科学成就,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也为中国人民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树立了信心。否则中国今天的人口会是17亿,30年后将超过20亿,那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了。

回想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新人口政策时,曾受到西方部分政治家和宗教界人士的反对,指责中国,“侵犯人权”,限制人们的生育自由。有人抓住缺点不放,甚至进行“制裁”。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科学界和政府对此并未介意,坚持执行了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作出的科学决策,这是人口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负责执行这项政策的50万计划生育工作者艰苦奋斗,克服了巨大困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使我想起美国第32届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艾伦诺?罗斯福(EleanoreRoosevelt)讲过的话:“只要你认为对的就应该坚持去做。不管怎样,你总要受批评。你做要挨骂,不做也要挨骂”。20世纪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悲壮的道路,终于取得了成功。

20世纪以前,研究科学技术的动力多来自科学家的好奇心,20世纪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科学技术对国家强盛、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根本作用,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都争相建立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体系,由政府出面领导和筹划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实施“大科学”工程,实行全民科学教育,导致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大突破、大发展,使人类社会全面进入了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在工业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由聂荣臻元帅主持,钱三强、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们建议开展“两弹一星”的大科学工程。中央作出决定8年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载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1970年12月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下水。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试验成功。经过25年的奋斗,这一科学决策取得了完全成功,重塑了中国人的气质和面貌,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涤荡了中国人在列强面前萎靡懦弱的心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启了大门。

在长江上建设水利工程是中国人的世纪梦想。孙中山先生1918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设想。抗战时期的1944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请美国垦务局大坝专家萨凡奇(Savage,JohnLucian)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写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1953年2月毛泽东考察长江,惦念孙中山的计划,认为应该建设具有防洪、发电、改善航道和供水四种功能的三峡枢纽工程。1956年他吟咏《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1958年2月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邀100多位中外专家对三峡实地考察,结论是:三峡必须建,我们能建。文革后,80年代水利部门、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有关省市分别组织科学论证,提出了多种方案,讨论了10年。最后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七届五次全体大会,于1992年4月3日作出最后决定,批准建设。经过80年的讨论,70年的论证,10年的设计和辩论,国务院终于在1994年12月14日宣布三峡工程开始建设。四川一位人大代表说:三峡伟梦,科学决策、民主推动,锁洪水、电东送。屈原魂归,张飞搬家,刘备情衷。

三峡工程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2009年竣工后坝高185米,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10亿立方米,发电能力1820万千瓦,年发电900亿度,能防止上游百年一遇的洪灾,保护下游1500万人口的安全,提高航运能力5倍以上,每年节省燃煤5000万吨。现在大坝已完成,右岸14台70万千瓦水轮机已全部发电。全部工程投资累计1800亿,比计划省下200亿。最重要的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制造业和建设施工能力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把中国的水利、防洪、水力发电、电网和输变电工程、重型发电机等的制造和工程建设能力提高到世界前沿水平,从根本上提高了水电建设者的水平、勇气和能力,为进军尚待开发的4亿千瓦水电打了一个漂亮的前哨战。工程开始之初,西方不少人怀疑、嘲弄和反对,今年,185米大坝完成后,才改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是中国对21世纪显示决心和实力的象征。

航天部门勇于创新精神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神舟5号巡天飞行了一昼夜,绕地14圈,安全返回地面。尽管他是世界上第241人次进入太空,仍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人们的热烈赞扬。中华民族对太空的向往有文字记载的已2500年历史,从屈原(公元前339—公元前278)的《天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李白(701—762)的《把酒问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苏轼(1037—1101)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处不胜寒;到辛稼轩(1140—1207)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牛顿(1693—1727)彻底解答了两千多年的迷茫,证明那是由万有引力所维系的。1992年国务院讨论航天计划时,认为中国已具备能力,发展载人航天,飞出地球,于1992年1月正式决定列入863计划,故后来称之为“921工程”。现在全国人民都盼望明年探月卫星嫦娥一号能发射成功。

这使我想起1960年发生的一件趣事。当时苏美争相探测月球,苏联抢先于1959年9月发射了一个月球3号,绕到月球背面,拍下了很多照片传回地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月球背面,真正的原始创新。苏联国家测绘总局和科学院抓住了发现者的命名权,抢先制作了月背1∶500万月貌图,以大批苏科学家和研究所的名字、地名、市名命名了所有的可见构造,如莫斯科海、加加林高地、科洛略夫盆地等,使月背成了俄罗斯的后院。1970年得到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批准成为国际标准。为了公正,也选了几位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名字。当时中苏关系已很紧张,撤退专家,停止援助,选用这些名字没有征求中国科学界的意见。在月面坐标西经139°,南纬11°处命名了一个直径60km的“万户坑”。“万户”或“王胡”是谁?至今不清楚。西方盛传,说中国明朝有这么一个人,坐在捆有46个火箭的椅子上,手执风筝导航,企图升天,结果要么摔死了,要么还留在轨道上,所以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员。既然苏联提议的命名已成国际标准,而且1976年月球正面赤道附近的1∶100万的图中又用“嫦娥”命名了一个陨坑(2Ο.1w,12Ο.7s),故没有人再想去打国际官司,只好默认了。

中国地质地矿战线上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职工们的勇气、魄力和自主创新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也得到国际同行们的尊敬。最近几年,油价猛涨,人们担心能源危机即将到来。全世界石油储量只够50年。中国地质工作者在中国土地上发现了约1万亿吨煤储量,远景储量可能达到4.5万亿吨,中国已开始大规模用煤造油,成本仅为国际油价的1/2。保障了中国200到500年的能源供应。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从1976—2003年连续27年保持了年产5000万吨以上,已累计生产18多亿吨。后来又相继发现和开发了胜利、盘锦、塔里木及海上油田等,使中国石油产量2005年达到1.8亿吨。找到并探明储量的各种金属矿床20多万处156种,保障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原料供应。中国地质工作者的创新精神和贡献将永载史册,是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

中国2005年生产了3.5亿吨钢,超过了日、美、俄、韩4个国家的总和。10种有色金属1635万吨。回想起40年前为生产1000万吨钢,全民大炼钢铁,闹了一场灾难,那是因为没讲科学,方法不对。钢铁和有色金属战线的创新成就使中国25年经济连续快速增长成为可能。

最令人佩服的是中国微电子通讯产业的突飞猛进。信息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第一大支柱产业。记得1980年,中国电信部门用的全是纵横式交换机,西方多已改成电子可编程序交换机,容量大,交换快,可靠性高。瑞典爱立信,美国朗讯等跨国公司纷纷抢占中国市场,从有外汇的油田入手,以每条线150美元价格占领了中国全部市场。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解放军通讯学院)青年教师邬江兴(2003年当选为院士)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人,扔掉传统思想,另开蹊径,创造了自己的体系结构,各项指标都超过了西方。随即出现了任正非创建的华为,侯为贵组建的中兴,还有大唐等数家公司。立即把市场价格降了10倍,不到10年中国生产能力达到7100万线(2001)。美国朗讯亚洲负责人说,中国年轻人的创造力惊人,现在我们只好打起背包回家了。中国的新交换机已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在很多国家有办事处。去年华为销售额达到453亿元,中兴通讯340亿元。中国的通讯产业已进入世界的前列。

1990年以前,中国不能生产大型高速计算机,而气象预报、地质勘探、流体动力学计算都需要它。1980年石油部物探局租了一台计算速度为百万次的IBM-360做地震数据处理。美国派了一个工作组随机到北京,要求中方付高薪养他们,禁止中国人进入机房接触软硬件,美国人一走就封门。90年代中国气象局要买一台千万次CRAY-1,作中短期天气预报。花了上千万美元买了一台,美国做了手脚,故意降低了运算能力,还要求每年数次派人跟踪检查磁盘上的工作纪录,看是否用于气象以外的计算。有一个高校买了一台美国的中等计算机,美国政府正式要求派人来查终端用户和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决心自己研制大型机。很快我们就有了长沙的银河、江苏的神威、中科院计算所的曙光、联想的深腾等大型机,都分别突破了每秒10亿次和万亿次。曙光4000A的峰值速度达到11万亿次,2004年进入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的第10位,可以大批生产,敞开供应,装备了全国各部门。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超级计算能力曾达到过世界第一。今天,中国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大规模生产制造和销售10万亿次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我们已经取得了自由,别人想卡也卡不住了。到2005年为止,排在中国前面的是IBM的“蓝色基因”,每秒367万亿次,日本的“地球模拟器”每秒40万亿次。中国计算机界的同志们正在向更高的水平前进。

1990年以来,中国在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制造、光电子器件、下一代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电视和音视频编码、信息安全等方面有了开创性的突破。在64位高性能通用CPU方面,成功开发出了北大的众志、中科院计算所的龙芯等高档产品。龙芯-2E已相当于奔腾-4的水平。时钟驱动频率已开始进入GHz水平,线宽0.1μm以下。2005年中国的芯片市场能自足25%%左右,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光电子技术方面已研制成功80×40Mb的光纤通讯系统,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赞扬。清华大学独立提出和实现了多量子阱超高速集成光源(40Gb/s),华中科技大学研制出具有高集成度的16×16硅基热光开关集成面阵,都是国际上最高水平的突破。

过去的15年中,中国的软件产业迅速成长,已大致能满足50%%的国内市场需求。但大型系统软件95%%仍靠外国产品。2005年中国网民超过3.1亿,70%%的人要用搜索引擎,过去由微软、谷歌、雅虎所控制。这几年有一批年轻人向他们发出挑战,带头的是搜狐(1998),然后有一大批人进入。从美国回来的李彦宏和徐勇组建了百度网络公司(1999),设计了面向中文的搜索引擎,到2005年已占领中国市场的50%%,已在美国Nasdaq上市。自主创新得以成功的基础是学习。自主创新绝不意味可以置已有科学知识于不顾,一切从原始社会开始。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已积累了400多年,大都经过实验所证实,覆盖了大部分领域和学科,这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只有学懂前人积累的知识,掌握已有的成就,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填补其空白,或开拓新的领域,才能做到科学创新。这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瞻,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前进。改革开放给我们创造了机会,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水平,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300多年的历史上中国得以大踏步前进的一次难得机遇。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从而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起点。改革开放创造了全新的国际环境,使我们能在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下创新,与他们论仲伯,讲优劣。凡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积极寻求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即使若干年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个模式也不应放弃。

毛主席说过:“我们公开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们公开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即使是将来工农业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我们也还是要把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翘起来。还是要向别人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毛主席这段话表达了中华文明的智慧、气度和价值观。回顾人类历史,土豆、红薯、玉米来自美洲,小麦源自伊拉克,荷兰豆、西兰花、海湾扇贝、罗非鱼,都是全人类的财富,为何不要?不应学叔齐、伯夷,从秦皇岛一带的孤竹国跑到长安,因政见不同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上。鲁迅说饿死活该。1990年财政部拨款2.0亿,号召我驻外使馆,农业部门大量引进外国的好产品,移植到中国以丰富人民的食品供应。

另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可能引进的东西还有很大限制。由于列强操纵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商业规则,以至对中国的歧视和遏制,许多先进技术装备、精密工作母机、所谓军民两用技术,更不要说军事技术装备大多是买不到的。冷战时期西方成立了“巴统组织”,长期对中国实施禁运。冷战后又搞了一个“瓦森纳协议”,继续联合封锁中国,规定了继续禁运范围。某些国际合作项目不让中国参加,有的已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不可得。

上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要求研制自己的大型飞机,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叶剑英、邓小平都多次讲过中国必须研制自己的大飞机,至少应解决运输机的需求。80年代以来,国务院历届领导人都多次下过决心,拨出了资金,但有些同志始终不敢下决心自主研制。上海研制成功“运十”大型客机以后,遭到指责挑剔,最后被否定。美国麦道公司利用上海的飞机制造能力,组装麦道-82,几架后就终止了。到了90年代,有些同志仍然把幻想寄托在国际合作上,花费了5年多时间,找遍数国的航空制造公司,寻求合作,最后都没有成功。就这样,50年的彷徨,30年的徘徊,又回到零点。这一深刻教训,是我们都应该记取的。

在发达国家的成就面前感到畏缩,不敢想,不敢干,没有信心,没有勇气,那种怯懦心态,现在少多了,但在部分人身上仍然存在,它仍然是自主创新的障碍。其实,无论在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开发,社会生产和生活各领域,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新设计的空间都非常大。

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原始性创新的空间十分广阔。现代科学只有400年的历史,阅历尚浅,知识积累的时间尚短。有很多重大问题还没有答案。去年美国科学杂志就列出了125个大问题,目前科学还不能作出回答。有些科学理论,仍可认为是急就章。例如被列为标准模型的“大爆炸创生论”,尽管其推论大致与物理定律相洽,与天文观测一致,但没人能说明大爆炸奇点的来历。偌大宇宙的质能都瞬间冒自这个奇点,这个观点终不能使人们信服。20世纪上半叶以前,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在地球表面,通过实验观察和理性推理得到的。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航天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到地球以外去观察宇宙空间的可能性。空间探测肯定了大部分以前从地球表面观测到的诸现象的解释和规律—物理定律,同时对原有科学体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例如,50年前很少有人相信,生命可能在太外其他星球上发生。虽然至今在地球以外仍未发现生命存在的证据,科学界主流已逐步认同探测外星生命活动的科学价值。关于宇宙膨胀的假说是美国天文学家哈勃于1920年提出的,1990年以后,由哈勃太空望远镜和1989年发射的宇宙背景辐射卫星对遥远星系的观测才证实了这一假说,引起了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极大震动。

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一千多亿颗恒星中很平凡的一个,地球在太阳系中地位也并不特殊,最多是较幸运的一个罢了。一旦人类走出地球,进至太外,眼界必会大开,必然会发现现在科学框架所不能包含的事物和现象。这会迫使人们去建立新概念,提出新假设,创造新理论,或修改旧理论。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比较容易,受限制较少。我们应该向中国古生物学家学习。特别是云南大学的侯先光,西北大学的舒德干,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陈均远等同志。上世纪80—90年代他们在云南澄江县抚仙湖的帽天山发现了大量寒武纪(5.2亿年前)20多个门类的多细胞生物化石,称为“澄江动物群”或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后来又在贵州瓮安发现了距今5.8亿年前的“前寒武纪动物群”。他们的发现和研究工作对了解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史和脊椎动物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信息,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际同行称之为古生物学“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和最重大的成就。根据这些发现和过去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埃迪卡拉动物群(6.7—5.7亿年前),有人提出把原认为属于前寒武纪的6.7—5.7亿年列入显生宙,比过去的地质年代史所列提前了1亿年。最近陈均远同志出版了《动物世界的黎明》(2004)一书,通俗又深刻地阐明了5.2—7.5亿年前多细胞生物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古生物学家徐星、周中和、季强等对辽西热河侏罗纪—白垩纪生物群的发现和研究,发现了60种植物、90种脊椎动物和300多种无脊椎动物,还找到了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过渡化石,为鸟类起源于爬虫提供了新的证据。中国古生物学家们抓住了机遇,发掘中国古地质构造中的信息,吸引了大批外国科学家到中国来合作研究,使中国成为世界前寒武纪到白垩纪古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

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影响自主创新的另一障碍。对教科书上的东西不能置疑,古训不可悖,权威不能怠,已有的科学定律不准讨论或修改,试卷设标准答案,不允许考生有所发挥,这些都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容。我们已积累的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性。我们对海洋深处、地球内部、太阳系边沿、银河系和河外星系,以至于人类自己的智能思维都知之甚少。对每一类自然现象的解释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假设,只要自洽又与其他理论和实验结果相容就可以成立。即使是很完美的理论、模型或定律都不可能是最后的真理,终极真理还在极远处。我们只能逐步接近,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达到终点。应该激励青年参与讨论,反复进行实验,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力求有新的发现,提出新的假设,创立新的理论,这是发展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技术科学中,在工程技术应用领域中,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和机会比比皆是。不同国家、地区的千万种产业都需要有符合本地特点的技术。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催生着新的产业。在信息化时代,已有的技术需要改进,赋予智能,提高效率和精度。中国人多地少,地理地形复杂,气候差异大,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像三峡、南水北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探月登月等这一类世界级大工程,高速铁路、大飞机等重大设施和装备,还有很多有待建设和制造。至少在未来50年至100年内,中国工程技术界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复杂的,因而也是无比光荣的。为使中国发达起来,我们需要培育和造就数代,千百万最优秀的技术科学专家、工程师和各类技术人员,去完成祖国赋予的历史使命。

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今后1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的方针,指示了发展能源、环保、装备制造、新材料信息产业、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海洋、国防科技和基础科学研究等任务,确定了63个领域和优先主题,16个重大专项,8类前沿技术和14项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和计划。《纲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这个纲要是由2000多位科学家花了两年半时间,经过国内外调查研究后提出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举措。1月26日中央、国务院又发表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实现这个《纲要》和《决定》所确定的目标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是增强国家实力的主要举措。

中央提倡建立创新型国家,当然包含了各行各业。在那些对国家实力,人民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在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经济问题上做出创新性贡献尤其重要,这是无需论证的公理。

改革开放使我们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我们仍然受到列强的限制、遏制、围堵和威胁。我们的出路在自主创新。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打破限制,摆脱遏制,顶住威胁,冲出围堵。隘路相逢勇者胜。世事如大海,无日不风波。今后50年我们还可能遇到新风浪和险阻。自主创新是顶住风浪和克服险阻的唯一办法。从科学技术本身来看,只有创新才能掌握发明权和知识产权,才能做出重要成就,不管是个人的,集体的,或者国家级的。只有具备创新能力掌握知识产权才能获得国际平等合作的机会,你不找他,他还主动找你。应力求形成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样一种短兵相接、犬牙交错、相互依赖的局面,让他封不住,堵不死,遏制不了,威胁无效。

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是决定中国21世纪命运的两个法宝。中国的出路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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