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2010年第01期封面策划:《中国一日》
封面故事目录
●1910年1月1日
●紫禁城的黄昏
●袁世凯的退与进
●1910：莫理循眼中的中国
●端方：革新与守旧
●立宪派的春天
●汪精卫：刺客的道路
●胡适的转折时刻
●广告里的中国一日
紫禁城的黄昏
1910年的载沣，已经在上一年成功地把心腹大患袁世凯以“足疾”赶回了河南老家。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1910年的中枢政局。但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党争阴云和日益激进的立宪派。
文/庄秋水
公元1910年1月1日，也就是大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只剩下了不多的时光。再过两年零一个月多，隆裕太后和尚在冲龄的溥仪，将在紫禁城养心殿挥泪对臣工，举行最后一次朝见礼仪。
但在这一天，重重宫墙遮掩着的帝国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在波澜不惊地处理政务。这已经是新政改革的第九个年头，帝国的统治者们希望可以整合传统社会并守住清廷的统治。
这是一个寒冷的北方早晨。
头天黎明的大风刮走了北京城密布的彤云和满天的雪意。什刹海北沿，醇亲王府邸的南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出来。那马车是由两匹白马拉着的四轮轿顶车，两旁是护卫的马队。此时大概是五更天左右，京城陷在一片深蓝色的微曦之中。
轿子沿着王府东墙根走进了甘水桥胡同（今甘露胡同），然后又转到了鼓楼西斜街。到达鼓楼的时候，天渐渐放亮。穿着厚重棉袍的行人们缩着脖子走在清冷的街道上。昨日的大风扮演了清道夫的角色，使得京城看上去不那么肮脏了。马车经过鼓楼前的一道短墙，轿子里穿着锦绣官府的人掀开了轿帘，瞧了瞧外面。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扑入了轿子，轿中人打了个寒颤，心里紧了紧，放下了帘子。马车接着驶过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进入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
受命于危难之际
每当走到养心殿附近，摄政王载沣就自然而然地严肃起来。尽管只有二十六岁，载沣此时已经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自从一年多前长子溥仪入继大统成为大清国的小皇帝，治理这个广袤国家的重任就落在了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身上。最近他刚刚得了一个女儿，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这个小格格的诞生，令年轻的父亲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喜悦。
“早朝”是宫廷里最隆重的事，宫里专用名词称“早起”，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养心殿召见军机大臣、王公、满汉大学士等最高级核心权力层的官员们，传达谕旨、听候奏对、接受觐见，偶尔也在乾清宫召见封疆勋吏。一般要持续两个小时左右。
在慈禧太后和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死去之前，身为王公、军机大臣的载沣在无数个冬天的早晨站在养心殿里，恭敬地接受明殿的黄纱屏或者东暖阁的黄幔后面传达下的旨意。作为天潢贵胄，他的政途也算出奇地顺利。1901年，年仅十八岁，载沣就以皇弟身份，出使德国，为上一年德国公使遇难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因为据理力争不向德皇行跪拜礼，为清国赢得了外交上的小小胜利，年轻的亲王声望激增。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他被授“军机大臣学习上行走”，不到一年，便成为军机大臣。但是能够成为大清国实际上的一把手，载沣大概并没有想到。
诸多史学家认为，是慈禧的私心让她选择了三岁的溥仪“继嗣同治，兼祧光绪”，同时让性格软弱的载沣摄政，准备在接下来的新皇时代继续垂帘听政。载沣之弟载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分析道：“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对自己的这位兄长，载涛评价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这样的一位摄政王，“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
很难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对某个时空点的历史行动者而言，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资源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所能做出的只能是局部理性和局部信息下的决定。光绪皇帝死时，皇室溥字辈近支中，恭亲王溥伟年岁最大，他曾经被舆论认为是最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据说，两宫病危时，他在内盘桓了一昼夜。但慈禧太后在病榻前留下的政治遗嘱并非毫无道理。
在他的兄弟和儿子们看来是弱点的谨慎和懦弱，使得载沣在朝廷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势力中，一直保持着相对超然的态度，表现出谦抑退让的性格，博得不少人的好感，也易于为各种势力接受，进而成为总揽全局的统治者。在当时，载沣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人物。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首先使用汽车、电话，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 动”(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自入军机以来，他参与主持过有关宪政的讨论，倾向于立宪救国，容易获得立宪派的支持，加上他是光绪的胞弟，不得不说，他是整合皇室、立宪派等各种力量的合适人选。
另外，慈禧也有用他来牵制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倒戈，醇亲王府一系的政治势力和袁世凯有解不开的恩仇。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光绪故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见有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又传闻说光绪临危时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据载涛回忆，载沣生前没有说过，所以不晓得是否真有其事。溥仪则断定，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
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选择载沣摄政，也许有个人的私心，也不会是完全的心血来潮、昏庸误国之举。
这是慈禧的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为致命的错误吗？
“当中国最需要一个有经验、能力和意志力的决策权威人物的关键事情，慈禧竟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选择了最不适于作为最高执政者的人物来充当此任。”但是，历史学家的逻辑，不可能正好就是历史的逻辑。
摄政之初，对以载沣为核心的新权力集团，社会各方还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制造出来的敌人
但此时，1910年年初，摄政王载沣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艰难的困局之中。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帝国，尽管百废待兴，却可谓诸事艰难。
就在宣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学部奏陈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取日用寻常之字、目下通行之文，约之定为一千六百字，一年毕业”（《清实录·宣统政纪》，中华书局），这是为了在州县和乡镇简易识字学堂，培养通文识字的选民，以备几年后实行地方自治。
教育一直是清末新政的聚焦点之一。1901年春，尚在西安行在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表示要学习“西政西法”，以求振兴，从此进入一个传统中国寻求自我改造的新时代。在1906年之前，新政最集中表现在教育改革上。政府鼓励创办新学堂和出国留学，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模式为范本的学堂管理制度。学堂的正规教育依次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然后是分科的大学，最高级是通儒院。按照学部的统计，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所，有92169名学生，1909年已经有52484所学堂，92169名学生。“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清实录·宣统政纪》，中华书局）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刺激，促使政府在1905年干脆废止了科举制度。
这个改革的大手笔，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可以断定，它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原本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或主动或被动，转而投身商界，成为绅商、买办，或进入报馆。他们对政府的向心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在1910年代，他们成为帝国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和监督者。 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几乎全部来自士绅群体。第一届资政院的98名民选议员，人人皆有功名，其中进士(相当于博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这样的高学历者比例达63%。
事态的发展，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和统治者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往近了说，国内学堂成了反满的根据地，留日的学生团体则成了反清的大本营。往远了说，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最终被新军集团取而代之。在1910年1月1日，上早朝路上的载沣，还不晓得未来他将要经历一场谋杀，主事者便是几个留日学生。
曾经激烈地要求废科举的梁启超，在1910年感叹道:“夫科举，非恶制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下了早朝，载沣回到在东华门内专供摄政王休息的三所。屋里铜炉中的木炭烧得通红。北京深冬早晨的寒气被挡在了夹板门帘外面。早朝上，他的弟弟载涛、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奏请挑选禁卫军兵丁，兼挑闲散宗室为国所用。载沣不会忘记他作为“谢罪专使”出使德国时，德皇威廉曾经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且必须由皇室直接掌握。如今禁卫军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的一支精锐部队，只要抓住了军队，就可保皇统永固。只是他没想到，如此也把许多政治问题激化成了民族矛盾。他的这位涛弟，颇有乃祖之风，渴望纵横疆场，不但爱马，而且骑术精湛。在当年的北京城中，涛贝勒骑马、养马、相马颇有些名气。好武的载涛很看不上自己的这位哥哥，他总是认为他太过懦弱，没有独做主张的能力。
但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十年，谁坐在大清的这个位子上，恐怕都会觉得如履薄冰。
争夺宪政领导权
此时，晚清新政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如果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为界标，那么，可以说从此改革进入了政治制度层面。
也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帝国的统治者们开始认真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新政已经施行了数年，心急的中国人仍然没有看到国家迅速地强大起来， 或许，“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改良知识分子，张之洞、袁世凯这些地方实力派，甚至革命派，都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户部主事陈献哀给军机大臣所上的条陈，很能反映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心理:“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之间，不恃远识之士， 而知不可为矣。”1905年12月，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冬去夏回，次年回国的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
可以说，在1906年，绝大部分人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尽可以看得清楚，满清统治者并不是想把自己改造成西方政府，它是想借助宪政这个外来资源，来修复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整合内忧外患下的社会秩序。它希望通过引入宪法、议会，对传统政治制度加以改造和更新，一句话，就是想融合最好的旧东西和最好的新东西。
在当时的立宪派里，皇室中不乏其人，尤其是出使大臣载泽，可能是对宪政了解最精通的一位贵胄。他给慈禧的密折里谈到立宪有三大利，句句打在这位嗜权如命的老太后的心坎上。一曰，皇位永固。君主对行政失误不负责任，议会弹劾，不过就是换一个新政府，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渐轻。其他国家不能再以专制鄙视清国，说不定由侵略变为和平邦交。一曰，内乱可弭。革命党再没有藉词倡乱，民众也不肯相从， 自然冰消瓦解。对那些反对立宪的官员，他认为他们都是出于自己的私利，并非是真正为国家考虑。1908年3月，这位开明的亲王甚至建议慈禧给予新闻出版自由，让媒体能够批评和评论公共事务，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此外，肃忠亲王善耆，也是一位支持宪政的亲贵。
致力于立宪之后，首先要处理的便是行政制度的改革。1901年之后，政府简化了各官署公文形式，取消书吏，废除了捐纳制。宣布预行立宪不久，首先便是施行行政机关三权分立。当时并没有立法机关，只是改革行政和司法机关，合并了职能重复的官署，增加了一些中央管理机构，在各部不再有满汉两位部级领导。但是最关键的两项改革──各督抚改革和建立责任内阁──没有实现。
晚清新政中最奇特的一点是，处于最高级政治漩涡中的各个派别，每个人看上去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感，都宣称是自己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都支持新政图强。
1910年的载沣，已经在上一年成功地把心腹大患袁世凯以“足疾”赶回了河南老家。尽管溥仪以后在回忆录里认为，父亲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但袁世凯并不孤独，他的身后是太平天国之后崛起的地方汉族实力派。直到此时，袁世凯的开明、铁腕形象在国内外仍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载沣不是慈禧，他无法钳制这个势力独大的实力派。何况，军机大臣、庆亲王还是袁世凯的忠实政治联盟。
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1910年的中枢政局。但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党争阴云和日益激进的立宪派。为了填补袁世凯的权力空白，载沣启用了大批从国外归来的军事留学生，他们成为新军的领导人。新任陆军部尚书荫昌从德国归来，禁卫军协统良弼是留日士官生。在地方各省，留日归来的士官生们也纷纷成为新军领导人。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和蔡锷等人已经坐到标统的位置。
老人们则纷纷谢世。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世的最后一天，载沣前去探视。
“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张之洞声气微弱地说。
张之洞本来希望可以向摄政王举荐几个人，像古代名臣那样为君王做最后的贡献。载沣却急着去六国饭店。他新任命的津浦铁路督办大臣长麓已经与英德银团签了贷款条约，当晚有一场隆重的酒会。载沣离开后，帝师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如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感慨道：“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
1910年左右， 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这些有大局观的老一代官员都去世了。极为开明能干的满族官员端方则因为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也被驱逐出了核心权力层。
大清的人才有些青黄不接。
补天者何人？
待在紫禁城三所的载沣在1月1日这天，召见了诸军机大臣： 庆亲王、世续、那桐、鹿传霖、戴鸿慈、吴郁生、贝勒毓朗、徐世昌，他谈到了地方的用人问题，颇为痛心。
地方和中央的权限界分，向来都是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 （《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宣布预备立宪以后，摄政王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其弟载涛为军咨大臣，掌握了陆军。1909年，摄政王又颁布《清理财政章程》，中央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从本年起，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
如果我们翻看《清实录》、张謇、郑孝胥等人的日记，会发现，围绕1910年年初，最令摄政王头痛的可能是盐政问题。“度支部尚书载公电咨各省督抚将各省盐务改归官办” （《汉口中西报》，1910年1月2日刊），中央政府为了直接控制大宗盐税收入，设立督办盐政处，颁布盐政新章程，将盐税收入及“各省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收归中央督办大臣之手。 载泽亲自兼任督办盐务大臣一职，他毫不退让，坚持推行。各省推行新政要花钱，盐税正是重要的财政收入。以致督抚们抗议不断，和度支部矛盾冲突极为严重。
载沣只好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 《清实录·宣统政纪》，中华书局）。
据这一天的《汉口中西报》报道，摄政王要军机大臣们注意到，“近各省新政繁兴，朝廷望治方殷，原准各督抚借材异地就平日之所知者，分别调用，乃详查各该省奏调人员已居多，而吏治之废弛依然，新政之敷衍犹是。推原其故，皆因所调人员非碍于情面，即位置私人。似此积习相沿，大局何堪设想”。
排除谋夺地方实权的成分，载沣也不可谓没有见解。新政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场，个人私心、宗党利益交织在一起。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能力。中央和地方，满汉之间，立宪派和激进派，满清亲贵内部，这些不同层面的矛盾犬牙交错，兼之利益纠葛，以载沣的个人性格和政治背景，恐怕是无法解决的。他既无法形成一个新的权威中心，也不能控制那些桀骜不驯的亲贵高官，甚至不能做到对满人里的精英们人尽其才。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钱穆先生主张政治制度需要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但在1910年，一切都显得犹如箭在弦上。这一年，各省代表三次请愿请开国会。就在1月1日的《汉口中西报》“紧要新闻”里，不知是造势，还是确实如此，报道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振、溥伦等王公贝勒也赞成缩短国会年限，“俾宪政及早成立，得以挽救时艰”。（《汉口中西报》，1910年1月2日刊）
接见完军机大臣之后，载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铜炉里炭火已经怯弱不堪，屋子显得空荡而寂寞，充斥着大风过后的寒意。据说摄政王在政务之余，喜欢读报了解舆情，而这一天恰好是西历元旦。《顺天时报》在元旦贺词中说：“ 夫屈指一年之内，仅三百六十日，而自岁之首，以至年终，环球各国，所行政事，变动不居，参任错综。一胜一衰，一起一仆，曷有其极？能察知其变化无方之理，即使拒绝文明之精髓，利用文物之精良，应其潮流，顺适而至。时行物生，发达最宜。否则日即委靡，不至于灭亡不止（《顺天时报》，1910年1月1日刊）。”无人能知，摄政王读完这段话的感受。
三个月后，暗杀小集团在载沣经过的小石桥下埋炸药，被警察发现，几个人先后被捕。主谋汪精卫在受审时所交待的暗杀缘由，足以让这位帝国权柄的执掌者胆寒：“摄政王既然掌握全权，就应当实心为国，选择贤才治理国家，大大振兴一番，也许还能挽回一些。谁知监国两年，毫无建树，中外民众，请开国会，一再不允许，坐以待亡。将来覆巢之下，还有什么完卵？”（《末代皇帝：私密档案全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