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
广州告急：自正月初五开始，短短15天内，已有150万外省民工涌进广州。仅2月13日中午，聚集广州车站的外地民工达3.7万人。2月19、20日，广东省委连续两次紧急会议，商讨解决盲流问题。
海口告急：新年刚过，数万民工的大潮通过琼州海峡，每天从新港进岛人数达1.1万。岛上涌动着20多万外省民工，严重影响着大特区的政治、经济秩序。
武汉告急：湖北及川、豫、赣、皖等临近省区的数十万民工停留武昌站，由此转车南下或北上。从武昌发出的火车严重超载，车簧压死，不能正点开出。
北京告急：过了正月十五，北京站每天的客流量仍高达23万人，超常一倍多，其中70%是外省民工。中转旅客创纪录：4.2万。
春节刚过，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外出热潮骤然形成，迅速波及大半个中国。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数百万农民走出农村，涌向城市。一方面，这猝不及防的人口流入给城市交通、饮食、卫生、治安等正常秩序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大量进城民工根本找不到工作，只得滞留于车站码头、工棚工地。他们衣食无着，苦不堪言，处境十分凄惨。
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民大规模流动，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多家新闻单位给予极大的关注。
从2月16日至3月初，《广州日报》接连登载十多篇消息通讯，对南下广州的外省民工连续报道。
《羊城晚报》组织系列文章：《南下民工势头未减》、《盲目的洪流》、《失控的民工》、《众多的难题》……疾呼：“不要轻信！”、“广州并非遍地黄金！”
2月26日晚的《新闻联播》里，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了关于盲流的电视新闻。
3月2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指出：百万盲流南下，正制造着一堆堆“措手不及的社会问题”。
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也纷纷予以报道。
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组织力量做好劝阻、疏运和动员返乡工作。
然而，与此同时，每天仍有数万民工沿着京广、京哈、湘桂、宝成等几条中国岌岌可危的细细血脉向城市渗透。
盲流，还在继续……
2月底的一天，笔者来到华中铁路枢纽站——武汉铁路分局武昌站。
远远望去，这幢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朴素建筑在近来江城连日的阴雨中显得有些衰落和破败。还没走进候车室，就见大楼前约3000平方米的广场上一堆一圈挤满了人。到处是笨重的被褥行装，到处横卧竖躺着由武昌中转去外省做工的农民。
“这次盲流的规模实在出乎我们意料。”南站办公室黄主任深叹一口气，“高峰期长，流量大，来势猛，流向不均。从农历初三开始到二月底，每天经我站南下广州的客流1.1万人以上。候车大厅加上广场，平日最多只能容纳5000人，可这些天陡然翻了几倍，以至发生多起挤伤、踩伤旅客事情。”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车太少，我们尽力调节。初五开始，每天向北增开到太原的294次列车，向南增开四趟‘临客’，组织长途旅客乘短途车，又把武昌至韶关的终点延至广州，可——”黄主任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每天在站滞留过夜的旅客还有8000多。”
从办公室出来，穿行在拥挤不堪的候车厅。空气很闷浊，遍地都是铺盖卷和满面尘垢的民工。在大厅的入口处，有个民工竟靠着检票栏睡着了。我忽左忽右，择地而行。走离了车站很远，仍被车站的混乱和嘈杂憋得发慌。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世代受穷的中国农民做梦都想换种光亮些的活法。于是，成千上万的泥瓦工、手艺人、小保姆纷纷结伴南下。
如潮汹涌的百万民工让铁路呻吟，政府不安，整个南方手忙脚乱。舆论界一片惊呼声中抛出顶“盲流”的帽子，于是关于“盲流”如何如何的报道喧嚣一时……
然而——
百万民工同时走南闯北仅仅是由于“轻信”？
他们不辞劳累，一路艰辛只是为了“掏金”？
劝阻，疏运，动员就能使百万农民回到家乡，安居乐业？
这是一个不可不划上的问号。
(流失
首先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需要明确：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但仅有劳动力是无法构成生产力的。它只有与一定条件的生产资料结合，处于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
那么，百万农村劳动力从黄土地上流失，是否意味着劳动力在农村的危机状态呢？
难题之一：人口与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尤其在农村，近8亿的人口正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这是一个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严重趋势。同时，这占世界22%的人口却由占世界耕地2%的土地供养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长，而工业、交通、水利、住房及耕地沙化等，又致使耕地以每年5%的比例急剧减少，问题就更严重了。资料表明：解放40年来，农村劳力的平均播种面积由解放初期的6.2亩，减少到目前的1.4亩。这个数字居世界倒数第三。
土地与人口的逆向发展，使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受到根本上的制约，这是盲流的重要成因。
在武昌南站一个小商亭边，我碰到一位来自河南西峡县蝴桃乡的青年农民。他当过兵，下过煤矿。3年前复员，29岁了，还未成家。
我问他去处。
“如今种田怎么个活法呵。”他开口便嚷：“我家老父老母，再加上两个弟弟，连我一共5口人，可只分得农田3亩，每人刚刚6分。去年干旱，只收了600多公斤，公粮交去200公斤，剩下的吃都不够喽，你叫我怎么个活法呵。”
这个年轻汉子很激动，脸涨得通红。我不知这些话在他肚里憋了多久。
胡祥龙，35岁，来自四川广安。“噢，邓小平的家乡呵。”我打趣地说。
“那又有啥子嘛。”他头向前一伸，右手伸出4个指头：“我家6口人，才有4亩地，一年到头，落不到几个钱。”
“不过没关系，我有技术。”过了一会，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我要去广东，油油漆。”
告别乐观的四川人，我又走访了几位，其中除来自湖北浠水的陈某家人均拥有耕地2.5亩外，其余都没有超过1.5亩。
然而，对土地的侵吞还在继续。3月14日《中国青年报》头条发表记者述评：《盖房修坟建窑，三只饿虎大嚼良田》，文章最后质问：没有土地，难道我们靠空气活着？！这话问得有理。
另外，还应当提及的是，1988年我国发生大面积严重自然灾害，其中两湖、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农村受灾尤其严重。黄淮、长江中下游粮食主要产区农作物受灾面积2000多万公顷，欠收150万公顷，这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灾难。在这次盲流大潮中，就有为数不少的灾区农民。
农村人口的激增超过了土地的负荷，仅有的土地又频频受灾，这对数千年来命系于斯的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没有足供耕种的土地，这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力该怎么办？
难题之二：城乡之间
有限的土地，正把数百万剩余劳力挤出农村。然而在农村，有了土地，收获黄澄澄的稻谷又谈何容易。
2月26日下午4时左右，在“161 武昌——湛江”的站牌后，早已排上四五百人。队伍中，在一个坡似的行李堆外围坐着一圈形神疲惫的民工。我凑过去，瞅准一位年纪稍大的人攀谈起来。
“师傅，您这儿人不少，去哪儿？”
“去海南，砌砖头去。”听口气，心里不顺。
我又说；“看您这一大帮壮劳力，在家种田不好么？”
“种田？田哪好种？如今这田你种得起么？”
连问三声后，他又说：“记者同志，您瞧瞧，咱先不说别的，种田少不了农药化肥吧。可农村现在邪了，尿素以前8块一袋，现在翻来翻去，70多块！这哪说起呢？”
“还有，”旁边插进一年轻小伙子：“现在有根的都往上跑。以前大队干部只有6个人，可现在改为村委，一下变成14个人，他们的收入都要摊派到农民身上，我们受得了吗？”
又有一位嘴一撅：“更莫提‘提留’了。当官的巧立名目，一亩地要收五六十块呢。”
“你们怎么不向上反映呢？”我问。
“反映？”那壮实的青年人说：“谁敢啦，你告他1两，他反诬你10斤。”他指着一位闷坐在行李那边的人说：“他不就是这样被赶出来的？”
叹了口气，他又说：“现在呵，就这个理。分地他亲戚可以分到好的，农药他可买到平价的，连儿子姑娘他也能生得多多的。你有啥子办法呐？再这样下去，人都要气死，不如出来吐吐气，凭本事吃饭。”
服务员在前面招呼，要进站了。可这几位伙计气还没消。采访中我发现：上面几位农民的遭遇是个普遍性的问题。看来，种田确实不容易。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饱经风霜雨雪，还要承受化肥昂贵、农药奇缺之苦。到头来收入增加不多，当然气不顺。这怎能不影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呢？
此外，除却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外，1988年乡镇企业萎缩，也是造成今春盲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以后，农村乡镇企业便面临着电力不足、原材料缺乏、资金紧张等问题，生产规模有所压缩。来自江西家丰县八家乡的6名小伙子中，就有3名是被一家铝制品厂解聘的。
同时在城市，由于经济紧缩，压缩基建规模，停建了大批项目，导致建筑队伍过剩。《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14日刊登消息：《十一万建筑民工将告别京城》。这种情况各地都有。这离城返乡的数十万民工也是今春盲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百万人都统称之为“盲流”，“盲目地流”，“像瞎子一样不辨方向地流”，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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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诱惑
如果说，流失是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激化，出于一种无奈的话，那么，在百万盲流南下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召唤和应合，存在着某种无法遏制的心灵之约呢？
穿行在人头攒动的车站，我希望能破译出什么。
心理切片之一：一个永恒的话题
“捞钱呗。”
在回答关于为什么外出的问题时，众多外流民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
安徽临泉射桥乡农民李际胜，此刻正靠在一个角落里小憩。他歪着脑袋对我说：“抛家弃口的，出来图个啥？不就是想赚点？家里那点地，两三个劳力就行了。”“是呵，”旁边又凑过来一个脑袋：“这年月，没钱的要活命，有钱的要赚个饱。种田，提留，婚丧嫁娶，电玩意一套一套，哪个不要钱？”
“这不，我祖辈要钱，我老子要钱，我要钱，将来我儿子也要钱。现在呵，政策好，允许农民到处跑，咱在家里也闲得慌，干嘛不出来挣挣钱？说大城市好赚钱，咱不就来了？”
也许提到钱，大家都兴奋了，周围又围了几个上来。我转过头，问身边一位约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你呢？为娶媳妇？”他憨憨一笑：“俺没什么负担，只想挣点钱，出来玩玩就得了。”
在车站售票处，我碰到一对木匠师徒。他们来自湖北浠水，准备去天津。
两位气色不错，我便提醒：“别太高兴了，北方也吃紧了呵。”
“可北方钱多，”师傅笑答：“我们在天津已干了3年。”我一听也来了劲，两天来，我第一次碰到钱已装进荷包的人。
“那么，收成如何呢？”
“现在种田已经不赚钱了。你看，我家5口人8亩地，家里4个劳力侍弄足够了。一年到头公粮一交肥一买只落得千把块钱，可我一个人在外地，干木活就可赚两千多块。你看看，现在呀，干什么都比种田强！”
这位师傅的后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在南站，我还碰到4个穿着入时的姑娘。她们在佛山从事缝纫业，准备转车回四
1989年春，“民工潮”出现。从此，一年一度如同潮汐一样的候鸟式大迁徙不断轮回川。我问她们春节怎么没在家过？几个姑娘莞尔一笑，其中一个挺认真地说：“顾不上啰，春节加班津贴高。再说，节前回家，节后得闲上好长一段时间，没得钱赚，不划算呐。”我忙点头称是，又问：“春耕以后还来吗？”“咋不来，我们还要带几个来呢。”
民工中多是在农村干得不如意，不富裕的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清晰坚定，就像许许多多闯海南、奔特区的城市人一样。报载，在海南，一位四川青年农民曾反问同乡记者：“你也是从老家跑来的，总是活得不好才走的。要说我是‘盲流’，那你也是。”
心理切片之二：外面的世界
改革10年，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是惊人的增长指标？是产业结构的多方变革？是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欣欣勃起？……
89年春天，当我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数以万计的农民浩浩南下或北上时，才深深体会到：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来自农民自身。
花花绿绿的行李上斜靠着这样两个兄弟。父母因工伤去逝。在家里，除了分得的田外，还有救济金，日子还过得去。听说他们准备去北京，我便关切道：“北京民工已经饱和了，工作很难找的。”当哥哥的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多少也听说过，还是去碰碰吧，要不不甘心的。”弟弟瞪着眼插话：“我们在哪儿都活得下去。”
我有些意外地瞄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农村小男孩，没想到他对离开了土地的生活还这般有信心。
曾几何时，一夜春风吹去了覆盖在身上的厚厚尘土。他们抛开“离乡不离土”的古训，睁开眼，迈着大步纷纷涌向外面的世界。
改革开放也可说是一种文化撞击，它磁化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文化的变迁在这些农村青年身上也留下了斑驳的投影。
他叫陈平儿，四川达县人，今年才21岁。为了跟我谈话，他把刚买到的盒饭放到一边。我再三劝他边吃边谈，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那咋行嘛，太不尊重。”我笑了笑，他还很讲究的。
他告诉我，他是17岁那年出来的。长江以南的位置他基本跑到了。先在昆明干木活，后来又去贵阳架电线，去年3月才到东莞做皮件。不到半年，老板就看重他，让他当一个有40多人的车间的小头。今年初，老板还提携他去厦门做了两笔生意呢。
“不简单。”我夸道。他也有些得意。我又说：“今后好好跟老板干，会有前途的。”
“嗐！”没想到他潇洒地挥挥手：“那有啥子意思。我呀，再见识见识，最多再干半年，就准备回达县开一个小厂。”停了停，他又说：“至于以后嘛，那就很难说了。”说完，还颇有意味地睨我一眼。
这一眼很让人振奋。保守，狭隘，容易满足的小农意识与这种眼神是格格不入的。
连日来，我混迹于盲流队伍中，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地民工交谈。我发现，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很随机：跑买卖，搞建筑，开小店，当雇工……啥都干。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轻信谁”，也没“被骗”。只是抱定“打工赚钱，看看世界”的目的，就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生息繁衍的家园。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之中许多人没出过门，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一谈到南方，都如痴如醉，倾心向往。
确实，改革10年来，南方沿海城市一直走在前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也逐步渗透。正是这片春风荡漾的热土，吸引了长年蛰居在相对闭塞的农村的广大农民，他们生命的活力开始得到展现，他们从千百年的沉睡中渐渐觉醒。这种吸引力，一方面给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使农民自身得到现代商业文明的熏陶，从而为今后走向工业社会准备了更多的条件。从舞厅到酒家，从录像室到体育馆，从文化中心到艺术角……他们在这块热土上生活着，工作着，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我想，若干年后，一旦他们回到家乡，一定会凝聚起新的社会生产力，而城市的现代文明，也将给封建意识颇浓的农村形成强大的冲击。
纵观世界发展史，农业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似乎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周期性地爆发，由此而不断调整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今日中国百万民工大潮掀起的波澜，给予人们的当然不仅仅是忧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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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三题
3月6日中午，武昌站。
据了解，这两天从武昌南下的民工已经不多了，倒是每天都有数千从各个地方返回。每天滞留南站过夜者，仍有千余人。
下午4时，突然下起小雨。早春的雨飘飘忽忽，陈旧的候车大楼更显得忧郁和疲惫。候车厅里挤满了人，部分民工只得待在广场上。他们五个一群，十个一伙，用大塑料布罩住行李，自己则几个一堆地挤在一把把旧雨伞下。
我默默站在一家商亭的屋檐下，蒙蒙的细雨似乎滤去了一切嘈杂，南站已经安静多了。望着这些形容倦怠的民工，我突然有些感伤。想到土地对他们的驱逐，想到城市对他们的拒绝，我觉得，真正应该做的事，也许才刚刚开始。
备忘之一：盲流流向哪里
劳动力流动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现象。一般都是流向生活资料相对丰富、就业机会大、收入比较高的地区。
这次百万民工大流动说明：既然城市有着比农村更良好的生活环境，既然已经取消了对农民活动区域的限制，给农民以择业的自由，那么农村人口（尤其是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化将是一股难以遏制的洪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近几年经济搞活，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然而，更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
土地的拮据，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剧增。
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我国农村现有剩余劳力1亿7000万，并且，在今后10年内，这个数字将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结构性、潜在性、流动性无业人员大量存在。
有人分析，这次突如其来的盲流事件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崩堤”。
且不管人们对此如何评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方转移？
劳动力的转移无非依据两条途径：一是在不同地区空间上的转移；二是在不同产业、行业上的转移。
就第一条而言，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与城市建设是分不开的。我国现行城市化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解放40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曾容纳了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力。仅近10年来，南方主要省城就安置了60多万进城农民。
可是，就我国目前城市发展水平而言，对农村剩余劳力的吸收是极其有限的。这次春节后百万盲流进城所造成的冲击，就是一个警告。事实证明，受经济发展和各项制度制约，城市在粮食、医疗、交通、治安等方面都暂时无法容纳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再看第二条路，即通过发展以乡镇工业为基础的集镇，来尽可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劳动力流向的总趋势就是种植业—养殖业—工副业—服务业。近10年来，在这条路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截至去年，全国已有乡镇1500多万家。包括农工、建筑、运输等数十个行业，吸收了农村1/5——近8000万劳力。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土地对人的约束减弱，大批农民投入第二、第三产业，裁剪、缝纫、修理、工艺一派兴旺，为国家创造了大笔财富。
大量农村剩余劳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转向非农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大量涌现，使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小城镇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吸收剩余劳力——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保证城乡结构持续平衡发展的良性机制。
然而，比较于我国农村发展工业的潜力，我们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很不够，这次采访，在我直接间接接触到的近百个民工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乡镇企业干过事，很多人都是在家乡的工业中找不到出路才不得已外出的。原有产业结构不破，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这样就会白白走失大量劳力。
从我国农村这几年走过的道路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繁荣农村集镇，倒不失为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把剩余劳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救出来的良策。
备忘之二：另一种流失
这是许多人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话题，可当我看到这个脸上还挂满稚气的小男孩时，还是很受震动。
“读书？”这位自称14岁，来自江西湖口的小男孩对我不解地笑了笑：“读书？谁养我？”
“你们家不是还有其他劳力吗？”
“可读书不能给家里钱，还不是受气？再说，我们那儿偏，上学得走20多里呢。”小家伙晃晃脑袋，翻翻白眼，利索地对我说。
有多余的劳力，面对读书和外出做工挣钱，就我国尚且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选择后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在候车大厅，我碰到一群围坐在一起的姑娘、小伙子。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河南民权县双塔乡。共14个，其中有9人都是第一次出门。原来，他们村去年有10来个人去珠江三角洲打工，每月多少向家里汇几十块钱。很快，那些有孩子在外地做工的家庭都成了别人效仿的榜样。据一个穿花格衬衣的小伙子说，年后他们村共出来50多个，分成3批，走南闯北都有。他在家里是老大，只读到初二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刚念完小学的弟弟，现在也在这支队伍里。
还是学生年龄的小民工横竖躺在行李卷上。离开学校在他们是快乐的，可谁应该对他们的将来负责呢？
教育的落后在我国普遍存在，农村尤其如此。据统计，在目前农村人口中，有近70%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仅1.5名。可正是在这样步履艰难、万分窘迫的情况下，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学龄青少年从学校流失。
去年3月，广西玉林地委致函中央办公厅称：春节以后，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向该地区各县市中小学大批招收廉价童工，造成北流县2345名中小学生中途辍学。
一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在深圳丽华印花厂，下班铃响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拖着疲惫的步子，有气无力地从我们眼前走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的学龄童工占50%，那可还是一群孩子呵。
在武昌南站，我碰到来自河南襄城县范湖乡某中学的4名学生。我问：你们出来，老师知道吗？其中一个回答：咋不知道？我们这个年级就出来了七八个。
望着这些过早离开学校的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是的，穷，就需要钱。但他们不知道，以丧失教育为代价的财富，将附带上比贫困更为可怕的灾难——这是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亚细亚怪圈。
说到底，经济的贫困源于文化的贫困。这很难说仅仅只是孩子们的错。
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被邓小平称为“第一生产力”的教育，对农业生产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前不久美国专家麦克奥森指出：在23年内，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将由现在的80%降到30%，这一转化的关键是科学知识和文化教育，特别是对农村青年的教育。
从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来看，现代教育能使劳动力掌握新技术，适应新的产业需要，为劳动力的全面流动和更新提供更多的可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取决于劳动力质量，随着城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劳动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领域转移时，就要求劳动力在素质、智力上具备更多的优势。
如果说这次民工大潮是因其突然、措手不及引起了全国震惊的话，那么，盲流队伍中的另一支大军——学校流失生的显增，倒确实应该唤起我们“神圣的忧思”了。
备忘之三：粮食！粮食！！
1989年1月16日，农业部长何康在北京透露：1988年农村经济出现某种逆转。除糖料、烤烟外，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都未能完成国家计划。
蛇年初三，李鹏总理在北京昌平县马池口村给农民拜年。谈到粮食问题时，李鹏
语重心长地说：我国是10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问题马虎不得。
《人民日报》3月13日发表长篇文章：《谈谈我国粮食问题》。文章一再重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资料表明：继1979年至1984年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后，粮、棉、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已连续4年在低谷徘徊，给改革和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的百万民工大批外流，是否应引起人们更深层的思考呢？
1984年，在粮食生产登上一个高峰后，一股强劲的“农转非”风刮遍整个农村。国家极力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乡镇企业、建筑、运输、服务等行业转移。于是，“无工不活，无商不富”的声音压倒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声音。一方面，国家忽视了对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恶化了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又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农民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逐步丧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结果，就像湖北浠水那位木匠师傅说的：如今干什么都比种田强。
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发展粮食生产的客观条件本来就不好。如果不在政策上给农民以安抚、优惠，不在种子、农药农肥等生产资料上给予切实的保证，却又片面地鼓励农民弃农从商，怎能稳住必要的农业劳动力呢？
历史，曾给过我们深刻的教训。
本次“列车”终点
至3月中旬，全国大范围的百万民工大流动已流过了它的高峰，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民政部门的行政干预和民工因找不到工作的失望情绪，这股浪潮会逐渐减弱。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对百万盲流进行必要的果断的控制、劝归、疏导之后，我们还应当重新回到事物本身，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譬如：
究竟如何从现代社会的意义上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向流动？黄土地的流失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历史性昭示？
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有什么规律？应如何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有秩序地开发劳动力资源？
如何看待现行各种体制和格局对劳动力正常流动的阻碍？滞后的政策法规如何跟上已形成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有8亿农民。农心思动了，整个国家都要为之震撼。如何组织、转化、利用8亿农民的能量，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