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2009年第4期
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路上谈到了一段公案，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段公案无论是在红四方面军军史，还是在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传记或回忆录中，都跳过这一段，直接写到抗日战争，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这段公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对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为您揭开这团历史迷雾。
西路军的惨败，点燃了清算“国焘路线”的导火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8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共同北上。
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的张国焘，根本不把1万余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他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9月8日，他又致电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道电令要求左路军放弃南下，张国焘竟置之不理，还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又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公然成立所谓第二“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同时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
对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尚未全面展开。
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3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西路军遭到重大失败。尽管西路军渡河作战是中革军委作出的决定，但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使得把清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再次提上了日程。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为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肃清其在全党全军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所面临的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56人。3月31日，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决定还特别强调：过去第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决定号召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全党一道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根据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进行为期3个月的反“国焘路线”斗争。此次活动以干部为重点，紧密联系历史实际，着重清算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及危害，特别是他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应该说，清算“国焘路线”是一次深刻的党内路线斗争教育。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完成新任务而奋斗。
但是，这次清算也有缺点。随着批判的温度不断升高，有些人开始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扯在一起，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从而导致了轰动一时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
刘伯承说四方面军的同志“需要洗一洗”；
陈云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学文化；
抗大搞出了“三条”
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始终是个重点。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刘伯承率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和西路军归来的将士，他们驻扎在甘肃镇原一带，也是红四方面军剩下的主要力量；第二部分由陈云、李先念率领，主要是西路军左路军的生还者组成，400余人，驻扎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一带；第三部分在延安，主要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等部的各级干部。由于各部所面临的形势、领导人对政策的理解等方面的不同，红四方面军的这三部分人员在清算中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甘肃镇原方向。在援西军（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援西军以4军、31军、32军、28军和骑兵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中，面对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红四方面军有些官兵开始时因不了解真相，思想转不过弯来。刘伯承、任弼时等人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刘伯承在援西军的做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认同。据秦基伟(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他回到援西军驻地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了近一个礼拜。刘伯承司令员给大家讲话，讲张国焘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刘伯承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刘伯承的本意是说明张国焘的流毒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要肃清流毒。但是，秦基伟等人都是在下面做工作的，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一听刘司令员这样说就害怕了，有些人于是胡思乱想，不知会怎么挨整。当天晚上，就跑了两个团干、一个营干。这一时期，秦基伟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斗争，也有些思想顾虑。他说：“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跑的，既然干，就要干到底。没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不害怕，就是斗争我没啥，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革命队伍。”此后不久，李达和宋任穷找他谈话，详细地了解了他在西路军被俘后的情况，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宋任穷还做了记录。李达认为他军事素质较好，要调他去司令部当参谋。由于国共合作，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有许多新问题都不懂，于是向李达提出了学习的要求，得到批准后他就住进援西军教导团（即后来的八路军129师教导团）学习。
进入新疆后，见到了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5月4日，陈云率领全体人员乘车出发，5月7日到达省城迪化。在这里，主要是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伙食很好，天天有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撤销原定左支队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左支队遂迁到迪化东门外的一座营房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取消，编制成立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共有成员420人。“新兵营”实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学习内容包括文化知识、政治理论、军事技术三门，目的是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党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骨干。陈云鉴于绝大多数指战员文化程度很低，决定首先以半年的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和其他地方抱怨内容不同的是，这边抱怨的是文化学习没用、太难。有些指战员常年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很不习惯屁股坐在板凳上，手握笔杆子，听讲、记笔记、做作业。有的说：“没有文化，照样能打仗！”有的说：“学它干啥，白费脑子！”还有的说：“我们天生是玩锄把子、枪杆子的料，一见笔杆子就头疼！”据周纯麟(时任红30军88师营教导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回忆：“有一天晚上，我对一道算术题做了几次都做不出来，脑子憋得疼，就想跑到老首长那里去叫苦。可是，当我走近李先念同志的寝室时，只见他正在油灯下认真地演算习题，桌子上已经写满了几张草稿纸。我站在他的身后，只见他那样认真地写每一个阿拉伯字母，仔细地演算每一道算式，一遍不对，就做第二遍、第三遍……他是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我站在他身后十多分钟，他都没有发现。我本来是带着满腹牢骚来的，现在亲眼见到李先念政委这样刻苦学习，我心里的怨气一下子全消了……”
可能由于陈云接到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时，批判张国焘的高潮已经结束，因此当时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不是《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批判性文件，而是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近代史》等常规和与抗战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而且，在相关当事人后来的传记和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批判张国焘的事情，更没有因为批判张国焘而受到牵连的记载。可见，迪化方向至少没有进行猛烈的批判张国焘的行动。
延安方向。延安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也是这场清算“国焘路线”的中心。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在部署批判张国焘的会议尚未结束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于1937年3月25日发出的第一份组织批判“国焘路线”的电报就发给了抗大。电报指出：“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因此，抗大自1937年3月下旬起，就开展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批判。
抗大在清算“国焘路线”时，是怎样对待曾经是张国焘部下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呢？据洪学智（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回忆：“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我在1队学习，1队支部谁去参加这个会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传达。2队四方面军干部多，支部书记是谢富治（时任红四方面军9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派了两个委员去开会。听他们说政治部说了3条：一条说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2队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回去后，开支部委员会时如实传达，一下子就把政治部布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2队四方面军的人很多，大家想不通，吵吵起来，吵得很激烈、很凶。由于1队、2队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可以听到2队的吵嚷声。我事后听说，2队许多人提出问题：说我们是土匪、军阀，蒋介石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打蒋介石，打国民党，有什么错？蒋介石骂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也这样骂，是什么问题？另外，说四方面军是张国焘收买的，张国焘1931年才从上海到鄂豫皖的，我们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参军、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是谁收买的？这样说不对嘛！2队吵得很厉害，反映到了红大政治部，要政治部派人解释这个事，但政治部没人来作解释。”
为了掌握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罪证”，抗大还专门派人收集他们的资料。据洪学智回忆：本来，他与一个叫符确坚（时任中央财政部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人在一起学习。符原来是红7军的，后来忽然把他调走了。调走时，支部书记对洪学智说“符确坚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在1队学习”。符确坚走后，又换了一个人来，有人讲这个人是专门来监视洪学智的。但洪学智不管那一套，一天到晚学习，而且比过去更加勤奋了。教员讲的社会发展史，朱德总司令讲的党的建设等等，他都能背下来。但是，他确实记得符确坚当时曾对自己说过：“老洪，你不要死读书。”1955年，符确坚来北京开人代会，在会上碰到洪学智，很惊喜。洪学智就问他在延安调走后到哪里去了，符确坚说：“我现在在广西工作。现在我可以给你讲真实话，在延安时，我早就知道他们要整你。”洪学智问为什么要整他，符确坚说：“我也不知道呀！在抗大时，政治部要我收集你的材料。我收集不到你的材料，汇报又汇报不上来，批了我两次，说我右倾，后来把我调走了。”
(
刘世模开枪自杀；
许世友要上山打游击；
王建安关键时刻突然醒悟；
毛泽东下令将他们捆起来再说
在清算“国焘路线”的过程中，虽然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但也犯了李先念所说的“波及面过宽，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对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缺乏积极的、中肯的评价”等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表现，但集中地就在延安，就在抗日军政大学，就在一方面军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虽然在援西军开展的清算斗争中，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在去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揭批张国焘大会”的路上，援西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却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据建国后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胡奇才（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传记记载：这种欢乐的气氛只持续到共和镇，便被平地刮起的一股狂风给吹飞了，扑灭了。刚刚愈合的伤口又被一把撕开。原因是在共和镇会议上，一方面军有少数将领，情绪过左，言词激烈，在骂张国焘的时候把四方面军老老少少都捎上了。4军的、31军的都被骂晕了，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们多冤哪！胡奇才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尚未发作，忽然被陈再道（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给瞪了一眼，便把他瞪住了。会后吃饭，陈再道拂袖而去。胡奇才跟着军长出来，怒气冲冲：“不说话不行的，他们这样待我们不公平，你不让我说我不说，可你得出来说话，我们不能受这个气，我们冤枉啊……”5月1日，他们到达延安，3日，延安高级干部揭批张国焘大会进入高潮。陈再道、胡奇才等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一到会场，都被贴上了“张国焘的人”的标签。随着冷言冷语杂七杂八地在各个讨论会场出现，特别是有些话说得非常难听，胡奇才等人开始大叫大嚷，拼命地为自己争辩……
然而，胡奇才等人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在甘肃镇原迎接西路军归来的将士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抗大学习的干部已经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洗礼”，有人开枪自杀，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更是被抓了起来。
据开国上将洪学智回忆：
抗大“三条”出来以后，立即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抗议。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刘世模。他原来是红4军的副军长，当时与许世友等人一道，正在2队学习。刘世模早年参加武装暴动，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勇敢作战，多次负伤。自己被说成是“军阀”、“土匪”，他左思右想想不通，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打偏了没死，成了重伤，被秘密送往医院救治。在那里，刘世模遇到了前几天因吐血而住院的许世友。
许世友（时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什么会吐血呢？据许世友的参谋处长金冶回忆：抗大开始批判“国焘路线”后，许世友看不惯一些人在批判张国焘时又批判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讲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的现象，挺身而出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这一胆大包天的言论一出来，立即引起了围攻。一个学员站起来反驳许世友说：“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 许世友见自己说个实话就被扣上了大帽子，忍不住骂娘道：“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这一骂，惹出了乱子。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于是转成批许世友了。有人认为，不制服许世友，就批不倒张国焘；许世友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地地袭向许世友，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地旋转，他双手捂住郁闷的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许世友住院期间，抗大的批斗会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一天比一天斗争得厉害，趋向白热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给搅浑了。此次见到刘世模开枪自杀，许世友更是气愤难平。于是，他的一个举动，把批判活动推向了高潮。
据金冶回忆：
听说许世友住院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都纷纷来到延安北门外的医院去看他，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时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何畏（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后来离开延安，去向不明）、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听后吃了一惊，他想：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我们在这里干，还会有什么出路？许世友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 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那里闹革命去。因此，当老战友詹才芳（时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王建安（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吴世安（时任红四方面军4军12师代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许世友说：“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经过秘密串联，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2个营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当时，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嫌他们吃不得苦，都要骑马。许世友计划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会会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准备4月3日夜10时出发。
不料，王建安在当天的上午，变得惶惶不安。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要用暴力？这非常危险，这样做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能自保。王建安思前想后，决定不跟许世友走。在上午10点钟左右，王建安对许世友扯了一个谎：“许军长，你们走吧，我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有病，怕是走不了了。”许世友一听王建安打退堂鼓，顿时就急眼了：“娘的，临阵脱逃，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你别说我许世友对不起朋友！”王建安经过仔细思考，不得已悄悄地找到队里的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红四方面军将领要出走的事情。
此事谁也不敢怠慢，迅即被一级级报告给抗大校长林彪。林彪想了一下，对来报告的人指示说：“你们立即返校，要不动声色，掌握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等我向毛主席报告后，就回校处理。”毛泽东听完林彪的报告，像救火一般把一根烟吸完，对林彪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林彪立即返回学校，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3条指示。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来，由保卫人员用粗麻绳捆起来押走。这天，共捆绑了30多人，包括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詹道奎（时任红四方面军师长，1941年牺牲）、周纯全、何畏等十几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
王建安在最后关头的突然醒悟，挽救了许世友等人的政治前途，但却在两个曾经生死与共的搭档（许任红4军军长时，王任该军政委）心中留下了一道隔阂。据吴东峰在《开国将军轶事》（续集）中记载：“王建安将军与许世友同为红四方面军将领，为生死之交。然于延安抗大时曾与许世友有过瓜葛。”指的就是这件事。以至于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中央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时，有人提出：“两雄难并立。”毛泽东却说：“孤掌难鸣。就这么定了！”结果，许、王二人于济南战役中不计前嫌，密切配合，共同指挥济南战役，取得胜利。当然，这是后话。
毛泽东说当时找他告状的人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这是不准确的，他忘记了自己曾经的部下——罗炳辉（1946年病逝）也在告状的行列。罗炳辉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第8军团长，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被编入左纵队，随朱德、张国焘一起行动，后任红32军军长。因为有这个经历，在清算“国焘路线”时就被人骂投降、变节，跟张国焘跑，听张国焘的话，成了张国焘的人……这次他是和胡奇才等人一起来到延安参加批判张国焘错误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当见到自己昔日的战友不理解自己的时候，罗炳辉特别苦闷，他经常拉着胡奇才喝闷酒。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有一次，俩人在喝酒时，罗炳辉对胡奇才说：“整！整来整去，把我老婆也整掉了……跟人跑了……张国焘算什么……可他是中央调来的……中央任命的……叫我当他下级，我能不听指挥吗……我检讨了，他们还是整……”罗喘了一口气，忽然把酒杯一摔：“我不服，我要找毛主席告状！”胡奇才也捶着桌子：“罗军长，我和你一起去……”
许世友大骂中央领导求速死；董必武挨个询问；朱德亲自做工作；徐向前认为是个错案；邓小平公道；毛泽东承认“张国焘学问大”
对于被秘密逮捕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抗大做到了“两个特别”：一是看守得特别严，二是吃得特别好。据洪学智回忆：开始第一个星期，他们都被看得很紧，干什么都要报告，到厕所解小便还有警卫跟着。当时，虽然没有给洪学智等人戴脚镣子，但是却给许世友戴了，因为说他会武术，危险性大，一个礼拜后才给他卸了。不久，上面让把詹才芳放了，因为他是31军的，还放了其他一些人，被关的几个军级干部都是红4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虽然被关起来，但对他们生活照顾得却很好。原来他们在抗大，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这一天才能吃到大米，其他时间只能吃小米和土豆。被关起来以后，不但天天可以吃到大米饭，而且一个礼拜还能吃两次肉。抗大还安排教员单独给他们这些干部上课，大约给他们上了两次课，解答过一次问题。
但是对于这些，许世友可不买账。他想：自己策划了出走，现在又被发现给抓起来了，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迟早要被处决。于是，为了求早点得到解脱，许世友便在开始的那段时期，指名道姓地大骂了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他认为这样骂了，就能求得速死。可是，骂了一段时间，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他既没有被处决，也没有人来找他麻烦，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如既往地过着囚禁生活……
对于如何处理红四方面军这些高级将领，这也是让毛泽东十分头疼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的心情也颇不宁静。在延安窑洞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嘴唇都吸麻木了，手指也被烟雾熏黄了一片。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为了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中央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任庭长，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任检察长。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审讯进行了一段时间，他通过和许世友、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结果证明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大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唯恐天下不乱……董必武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都报告给了毛泽东，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董必武对案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曾经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的朱德总司令也关注着案情的发展。当时，抗大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许世友、洪学智等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组织逃跑。朱德听说这事以后，就和张国焘一道，把洪学智叫去，问他有没有给前方部队写信。洪学智解释说：“我从来没给部队写过信，也没给任何人写过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洪学智回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从保安到延安的第3天，他们的警卫人员就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调走了，离抗大所在地三四十里路，他们走后从来没有回来过。那么远，也不通电话，谁来组织？马夫也都集中到运输队走了，在延安城外驮运粮食，根本不可能有谁来组织他们逃跑。朱德也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除了董必武以外，向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错案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徐向前。徐向前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被刘伯承的援西军接到以后，因为生病的原因，直到1937年5月才抵达延安。毛泽东见到徐向前回来了，就让他去做做老部下的思想工作，于是徐向前就去了一趟。眼见着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被关在窑洞里，特别是许世友、洪学智纷纷倒起了苦水，徐向前心里很不是滋味。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徐向前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这时，抗大警卫连正在清算“国焘路线”，有几名战士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觉悟不高的极端表现，遂对那些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此事传到毛泽东的耳中，立即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在红一方面军大肆批判红四方面军的时候，也有人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就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去延安参加批判张国焘大会的路上，他们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共和镇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后者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正当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感到特别委屈的时候，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一个小个子从会场上站出来了，那人30岁左右，精明强干，表情温和，一双眼睛很亮，看人时光棱棱的，仿佛能透视对方的五脏六腑。小个子等会场安静下来，便开始说话，他先是总结了会议情况，表扬了好的方面，然后话题一转，单刀直入：“一方面军有些同志发言不好，不要那么提嘛！不要把反张国焘的斗争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拉到一起嘛！这样批不合适，不对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积极批判张国焘的，是值得依赖的同志……”没有掌声，然而却有人哽咽，抽泣，眼圈发红。小个子硬邦邦的四川话深入人心啊！胡奇才把眼睛转向陈再道。仿佛在问：“这是谁？”“邓主任。”陈再道依旧脸色铁青，但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一方面军政治部的邓主任。”胡奇才就此认识并记住了邓小平，他一辈子都认定这个人公道。
正是基于上面这一系列的事情，毛泽东立即着手纠正反对“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问题，他专门强调：“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同时，他否决了有人提出的要枪毙许世友的提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以“企图拖枪逃跑未遂”罪，分别判处许世友等人6个月至1年半的徒刑：其中许世友1年半，刘世模1年，洪学智和朱德崇、詹道奎各8个月，王建安6个月，并发给他们每人一张纸条，算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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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他们平反，让他们去前线工作，许世友、洪学智等人选择继续留在抗大“半工半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抗日战争。这一消息，许世友、洪学智等人是在抗大被隔离中听到传达的。作为红军老战士，此时此刻，真是热血沸腾，他们都迫切盼望到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是，当时他们还监禁当中。不过，他们平反的日子也快到了。
据洪学智回忆：
9月的一天，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考虑到许世友、洪学智等人被监禁的土窑洞防空能力不强，不安全，上级派人把他们转移到自己曾住过的石头窑洞里去，理由是那里空着没有人住，防空比较安全。
第二天下午5点钟左右，许世友、洪学智等人从窑洞出来活动时，看见毛泽东正向他们这边走来，身边只跟了一个秘书，远处还有四五个同志，离得较远，看不清楚是谁。
毛泽东大步走过来，一见面就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许世友等人一个个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点头注视着他们。当时在场的有红四方面军4军的军师级干部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等人。然后，毛泽东接着问他们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身体很好。毛泽东又问生活怎么样，他们说生活比在抗大学习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
寒暄过后，毛泽东转入正题，问道：“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许世友等人都没有作声。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他们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许世友等人还是没有说话。
见此情景，毛泽东停了一会儿，继续问他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学了些什么？”
他们才回答说：“教员来讲了两次课，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然后又把前面讲过的“他们讲的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这一次，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听明白了，也相信了毛泽东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想出去工作吗？”见他们没吱声，毛泽东接着讲：“你们想出去工作，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听后立即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过去战争年代，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很需要学习，提高理论水平。”他讲完以后，其他人也提出要学习。
毛泽东问：“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有，可以出去工作，不一定一起走，可以陆续分配。”他们都说没有，现在需要学习，要补理论这一课。
毛泽东说：“要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你们要学习，就得得到下一期了。”他们都说下一期也可以，就这样，毛泽东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即抗大三期）继续参加学习。
毛泽东讲了这些话以后就走了。其实，毛泽东来看望他们，征求意见，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已了解到真实情况，是来给他们平反的。毛泽东走后不久，他们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
重获自由以后，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三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就是当时没有兼职的，毕业后也立即分配了工作：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洪学智担任抗大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詹才芳担任抗大二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王建安在第三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吴世安担任抗大四期1大队1支队副队长；詹道奎在第三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第10大队政治处主任……
洪学智不想重新入党；军政委李先念被任命为营长；毛泽东派谭政紧急调查，发现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只当了总务科长
应该说，获得平反后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是开心的。据李先念回忆说：“许世友在抗大，每次多领几盒烟，一到星期天就请我去，给我抽，或是到街上吃一顿。”然而，人们思想的转变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虽然毛泽东给他们平了反，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发展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据洪学智回忆：1938年6月，学员队支部要开除红四方面军一些将领的党籍，但是上边没批准。之后，大队长要他们填表，但不让填原来的介绍人，只能填新的介绍人。洪学智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重新入党？”大队长也没敢说明。洪学智说：“要重新入党，我不入了！我不够共产党员资格，就做一个群众，但我跟共产党走，还革命。”另外，他还个写了个东西，说明为什么不填这个表，并说将来盖棺论定吧！以后，过了近一个月，来了一个人，才对他讲：“你还是填原来的介绍人吧！”
不久，李先念也碰到了与洪学智处境类似的情况，虽然他在批判“国焘路线”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冲击，但是重新分配工作时却遇到了麻烦。据《李先念传》记载：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从军政委降到营长，而当时一般都是军级干部至少担任团级干部，而这种连降6级的方式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然而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道：“听说要你到129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作了肯定回答。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了。”又问：“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毛泽东说：“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这样，就决定了李先念去新四军第4支队当参谋长。毛泽东没有同意总政治部的分配意见，而让李先念去新四军4支队当参谋长，显然是对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一种纠正。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就曾联系这段历史，批评林彪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得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干部的后果。他说：“在延安反的张国焘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一次不彻底两次，两次不彻底三次，四次、五次，总是没有彻底之日，搞得这些人受不了。一方面军搞得不对，抗大整得过分了。后来，王树声从华北过来，也是一肚子气。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们。听了这些之后，在党校，三个方面军的同志都有，还有地方干部子女，我讲了话，他们说我讲的公道。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第二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他还说，“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光荣，多一寸矮一寸，用人行政不一视同仁，就有所差别。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
毛泽东的这些话，有的放矢，说出了包括李先念、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在内的许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心里话，给红四方面军干部告状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