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当年附中同学讨论收集史料
1980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返校和校领导合影，立者左五为万邦儒校长
1966年，作者（左）在春季运动会上撞线后为躲拍照的同学被甩出跑道
1966年清华附中的年历书签。没有人料到不久会填入如此震动全国的岁月
本文作者阎阳生：1947年11月出生。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历经工农兵学商，后受聘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中国工商》杂志社总编。获高级工程师、教授职称。
清华园：大学直管的“一条龙”试验
1964年，我从“十·一学校”考上了北京最高分的清华附中。那正是国民经济从三年灾害中全面复苏，举国情绪高涨充满希望的年代。那年国庆节，我们新生从清华园乘火车到前门参加国庆游行。我们挤在凌晨的火车上一支接一支地唱歌。
毛泽东后来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此时，地处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正在校长万邦儒带领下，进行着一场生机勃勃的教育改革：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一条龙”计划，旨在数年内完成“三级跳”，达到世界一流中学的水准。
十九世纪末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独特的自由气质和个人主义，对半墙之隔、地处清华后花园的清华附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每年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就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络腮胡子刮得铁青的万邦儒的讲演，完全不同于墨守成规的校长训示，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三个小时，展示在新生面前的是一幅生动跳跃的改革蓝图：从1960年开办高中用三年时间到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就要达到北京市一流学校：再三年到1966年，以预科毕业生成为全国名牌学校；再三年，到1969年，以奥林匹克科目竞赛成绩跻身世界名校行列。
这种雄心勃勃傲视群雄的方案却有着它坚实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体制优势：和北京市的其他上千所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创立和直接领导的，校长和领导班子直接由大学调任。
清华附中的前身清华大学志成学校创办于1915年，是清华大学直办的子弟学校。1946年设立初中，校长由清华委派，曾任校长的孔祥瑛（钱伟长夫人）和韩家鳌直至“文革”仍在校。
1960年高中的设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清华大学抽调万邦儒和吴裕良、顾涵芬等一批青年骨干组成了新一届校领导班子。这就使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倡导的，旨在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从小中大学“一条龙”“三级跳”的十年规划得以迅速实施。
1963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就一炮打响。当时的教导主任冯玉中40年后对我说：“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考大学，那升学率是绝对的高啊。那时高中统一招生，全北京都可以报，清华附中后来居上，收分跃居北京最高之一。我们招生的时候，分数里面还主要看外语、数学和理化。不是按着原来的分数排队，我们按着三门课的分数重新排队。”
我在1964年报考高中的志愿或许是一个佐证。我的报考顺序是：清华附中、101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和男四中、师大女附中三足鼎立难分伯仲，但外语和数学要求满分。而依托清华、设备齐全、地域开阔、气氛自由，更是城里学校难以比拟的。
1960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对清华附中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时任清华附中书记的韩家鳌回忆：“蒋南翔高屋建瓴。那时清华大学（招生）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是高分低能：就是考进来分很高，但一到清华就是不及格。所以他要搞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条龙’。在中学就要外语过关，到了大学不要拖后腿。”
蒋南翔提出，清华附中毕业生的外语能不能达到大学的二年级水平，用现在的术语也就是四级。六十年代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回忆了当时颇具清华附中特色的两条方针：“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
外语以不分年级班次以每分钟阅读多少印刷符号为统一标准，没有上限利于自由发挥便于动态比较，一时课外读外语成风。我记得当时得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原文的《別佳·沙拉阔夫》。从两眼一摸黑查字典到津津有味难以自拔，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当时的陈小悦、周立基早就参加了大学的考试，超过了大学二年级的水平。
清华附中改革和其它中学的另一个不同点是重视能力培养。以清华大学的需求为标准，在科目突出外语和数理化，让文科成为数理化间的休闲。举办各种课外班和竞赛，变被动应试为主动学习。比如当时“程紫明教学法”反对盲目大量做题，要求数学题不超过100道，提倡多种解法举一反三，鼓励创造性。对于竞赛成绩突出者给予重奖，记入档案，奖品有当时难见到的外语大字典。
学校出现了奋发竞争良性循环的生气勃勃的局面，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标兵，如品学兼优的刘延东，文武双全的关天池。对不按教学大纲的出格学生也给予宽容，比如我和邝桃生等高二时要求跳级考大学，初中的卜伟华要求不上数学课，自己钻图书馆自学，校领导也同意试一试。
1964年我入学时，清华附中经过三年的锐意改革，正走向它的巅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预科的创立和夺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个组别中的三项冠军。
预科选拔：空前绝后的精英教育
我考入当时收分最高的清华附中后，还来不及得意和喘息，便马上面临着更激烈的挑战：预科选拔。现在回想起来，清华附中预科的创办即使到现在，在北京也是空前绝后的。它使清华围绕大学办附中的宗旨制度化，是清华附中提倡个人竞争的直接体现。
从1964年开始在高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建立两个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这进一步使它在教材和学制上独立于其它中学。教物理的张老师是第一个用双语教学的。
当时，清华附中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的，学号名列前茅的学生具有无可争议的心理优势。比如我1964年考入高中是9号，对排在第一的田维煦就只有佩服。据当时的韩家鳌副校长介绍，选拔的标准是德智体全面素质并注重学生的发展潜力。但考试成绩无疑是最硬的指标。
1965年整个暑假我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当我在大厅看到自己终于入选时，激动不已。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只是选择什么重点科系的问题了。清华附中预科实际上就是清华大学预科。我选入预科是33号，排名靠后。预科的选拔是竞争教育空前绝后的经典，更坚定了我个人奋斗的信条。
除教材不同外，预科的一大特点是减负担、提高质量。我的班主任周鸿钧回忆当时的方针叫“少精高长”：即课时少、作业精、质量高、假期长。另一特点就是重视动手能力。“物理化学，我们单独开实验课。别人一学期只做二次实验，我们就做20次。按大学的要求打基础，两个人一个小组做实验。”（冯玉中回忆）
但青春的动力使我依然觉得太漫长，我和几个密友决定跳级提前参加高考，并在周围的非议中出了一种既有解题又有辩论的手写小报。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压给我们一种近乎悲壮的使命感。
海外学者有一种说法是预科的选拔决定于学生家庭出身。笔者求证于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在我学号之前的好几位同学，比如1号田维煦（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没有选入预科。
冯玉中主任透露了一个潜规则，就是“选拔预科有一条，不能进清华大学保密专业的肯定不要。因为大学保密专业有政审啊，比如无线专业、高能物理专业。虽没说要求出身，但要审查。比如有海外关系的，家里是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有‘杀、关、管’的，那肯定不要。咱们的硬标准就是这个。因为1966年，那预科就是直接要升清华大学的。”
两园环拱的清华附中在生源上也别具特色。作为子弟学校的延续，清华教授讲师后代中的佼佼者首选清华附中。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北大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它的学生大都来源具有知识背景的家庭。良好家境和西式教育使他们成为学校的主流。
所以，在预科聚集的是一批成绩好、能力强、出身按当时标准又不太差的精英，他们大部分都是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和有知识背景的干部子弟。它的目标简单明确：百分之百的上清华大学和其他重点大学。但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检验，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清华附中预科的这场空前绝后的试验也在历史的烟云中被遗忘了。
体育崇拜：全面发展的竞争精神
清华附中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遗产是它的体育精神。在这里死钻学习的书呆子受到蔑视，而体育夺冠受到崇拜。当时学校有条雷打不动的死规定：“下午4点，把学生赶出教室。”操场上各个运动队按部就班地训练，最体弱的眼镜们也要完成距离从北京到河内的“抗美援越”冬季长跑。当时就提出了“体育以田径为纲，田径以速度为纲”的口号。
每天上午的课间操，教室里空无一人。上千的学生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圆明园稻田和清华园草坪的气息伴着高音喇叭扑面而来。全体校领导都在二楼大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做操，带操的是大嗓门的李春生。万校长简短训示后，不到30岁的团委书记顾涵芬浅色短袖白色发带，一口上海普通话讲得飞快。
每年春秋的运动会就是盛大节日。作为主席台的教学楼大平台有20米宽，面对400米正规跑道的大操场，运动会时红旗招展欢声雷动，颇有点小天安门的气派。
我有一次在三项全能百米赛冲刺时，为躲跑道上照相的同学摔了出去，校长马上跑下来探问，同时扩音器里提醒不要在跑道上照相。但我那张背心前印着“清华附中”字样的撞线镜头成了绝无仅有的珍品，在四十多年后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时用作背景照片。
那时的学习优异者往往也是体育尖子，比如中跑冠军关天池、铅球冠军郑光召、短跑冠军刘宪英。在运动会上夺冠的选手在这里享受英雄般的崇拜。高三预科的陈小悦是清华子弟中的哈佛子弟，1.85米的个头修长的双腿，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连续两次夺得跳高冠军。卓尔不群的学习能力和出类拔萃的体育成绩使偶像产生。在走廊上，低年级学生让开距离追随其后，在操场上女生们远远地欣赏他做准备活动和练习过杆。
那时男生的梦中情人也不是“同桌的你”，而是挺着小胸脯撞线的女生。对体育的鼓励不仅是精神的，也有物质的。那时参加运动队的学生每天早晨可以领到一瓷瓶酸奶，备战运动会时加一个肉菜。这在刚摆脱饥荒的匮乏年代简直是意外美味。后来“文革”的大字报称他们为“酸牛奶里泡出的修正主义苗子”。
海淀区和北京市的运动会则是校际竞争的战场。那时在海淀区的主要对手是隔圆明园相望的101中。这是一所建于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弟学校，他们在跑道尽头喊哑了嗓子，流着泪为本校的选手加油，而清华附中则为优雅的过杆欢呼。比起101中热衷拼搏，清华附中更追求完美。101中的偶像是金色短发的美裔干部子弟卡玛丽达，绝对的女子铅球冠军。而清华附中的偶像是双腿修长的跳高冠军陈小悦和身材匀称的女排队长刘刚。
清华附中黄金岁月的另一个标志是1965年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在整个海淀区乃至北京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小《东方红》”，被当作清华附中对外形象的样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词作曲的王玉田老师。在26年后的1992年，在西单剧场重演时，王玉田因激动过度死在鲜花丛中。他和体育老师赵晓东、美术老师吴承露造就了清华附中音体美独领北京中学风骚的华彩篇章。
圆明园：左右为难的阶级路线
而一步之隔的圆明园给每一个清华附中人的印记都是终身难去的。凌乱的圆明园遗迹在夕阳中把历史浓缩成一片沉重的墓碑。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在附中受到清华大学美式自由竞争风气的熏陶的同时，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氛围也在影响着它。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为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领导给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接着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
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射击队在圆明园苍凉的田埂上立起了练习靶，使他们亲身体会到父辈掌握“枪杆子”的感觉。在这些以出身为选择标准的队组中，正如毛主席教导毛远新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以解放后的干部子弟和解放前的富贵后代为核心，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圈子。我和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办了一份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忠钰、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如果说清华园的竞争教育使学生中的高知子弟和干部子弟开始分化，那么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却人为地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加深了两个圈子的对立。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校园“熊娄”事件，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一时两派的大字报针锋相对。万邦儒校长把娄某（平民子弟）由于打饭争吵对熊某（高干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高631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阻击干部子弟的战场，连外班的同学都挤来“观战”。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差一票也不行。
清华附中校领导为摆脱出身的阴影，把圆明园民族屈辱的废墟变成阶级仇恨的课堂。在这里的忆苦思甜、插秧种稻、反思原罪、入团宣誓，都具有了一种图腾膜拜的仪式感，这是其他中学所不可能有的。
校领导在对高知子弟的偏爱和对干部子弟的娇惯中左右摇摆，不仅使两派各有所恃而且矛盾加深。实际上后来的两派对抗并不总是以观点区分左右的，1964年反对学校领导“阶级路线”的一派，在1966年红卫兵反对校领导时却成了坚定的“保皇派”。
清华园美国式的竞争精神和圆明园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从相反的两极滋养了清华附中。但也是难以区分的，我们到清华园看“反右”展览，却在圆明园早读外语。
万邦儒：生不逢时的教育家
1992年6月7日早晨，万邦儒因心脏病在家里悄然无声地去世。这是一个常见的中学模范老校长的一生。人们把他的骨灰埋在学校一棵松树下，也算是对“百年树人”传统理想的尊荣了。
这是因为人们没有翻动1966年这一页。在这一年前，清华附中重点大学升学率跃居榜首，高考各科平均成绩90分以上的考生占了北京市的1/4；在竞争白热化的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清华附中一举拿到了四个组别团体冠军的三个。也就在这一年，在地处西郊一隅的清华附中发起了蔓延全国震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留给了历史一个困惑。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它的主角——不管是正面的偶像还是对立的标靶——只是万邦儒。
几年前的一天晚上，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在深谈后对我说：“万校长啊，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教育家。”
1966年，万邦儒已经或接近完成了他1960年制定的“三级跳”蓝图的前两跳：头三年到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已达到北京市一流学校：再三年到1966年，以预科毕业生争当全国名牌学校。具有讽刺的是，正是这些预科精英在“文革”中发起了红卫兵取消了高考，预科也随之夭折成为空前绝后的实验。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这帮学生都以绝对的高分考取名校，我却因为心中的愧疚没有敢报清华。
“文革”后，他虽然又在15年的校长任上不断寻求突破，但在脱离了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清华附中，只能在行政体制中得到“模范中学校长”、“五一劳动奖章”的称号，却离教育家渐行渐远。所以说，他也是生逢其时，撞上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文革”岁月中他备受摧残但顽强不倒，或许因为批斗他的都是他精心培育的学子。但那个万邦儒时代留给清华附中人的印记却是终生的。他是当年清华附中教学改革的绝对权威和全体师生的偶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正是他提倡的精英竞争和对干部子弟的纵容滋生了红卫兵。
他去世后不久，散布在海内外的各对立派的老三届校友聚在一起，为他们的老校长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新实验大楼的前厅。不知他是否理解他推崇理工的清华附中，何以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张承志、史铁生、章立凡、郑光召、陶正、骆小海、仲维光、甘铁生、胡瑞民（赵介轩）、谭甫成、宋柏林……不知他能否听到他以往得意门生的扪心自责：“这不仅表达了我们对老校长的敬意，也表达了我们这一代含蓄的集体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