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士人一生中，赴长安应进士试(或应明经等试)是重要的经历。他们的人生价值，在于建功立业，而这一切皆始于取得科第。不取得科第，所谓建功立业，从何谈起?即使是世家子弟，也得奋斗于场屋，取得功名，才能保住家族的地位。《唐摭言》中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正是这个意思。
从士人取得社会地位实现个人价值看，科举是他们初始的途径;从政府的职能看，科举是国家取得人才的一种方式。唐以前，周代有所谓“选士”制度，汉代有所谓察举制，魏晋以后有九品官人法，至隋，乃有科举考试制。唐承隋制，仍然以科举取士。唐代的科举取士，就是公开的命题考试。命题有范围，如进士试三场，其一“帖经”，其考法如同今世的填空、背诵，其范围即儒家的五经。其二“杂文”试(试诗、赋各一篇)，其三"时务策"试(对国家军政时务等发表看法)，范围则不明，可以说是才、学、识水平的综合测试。公开的命题考试，就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亦即唐人所说“金榜前头无是非，平人分得一枝归”。“平人”即平民。所以唐代的科举制，有打破门阀制度的积极意义，是对汉代以来重门第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冲决，是关陇士族李唐王朝入主之后执行的一项具有革新意义的人才选拔制度。此处不详论。
唐代科举名目甚多，如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是谓常科，每年进行一次。又有天子自诏、不定期举行者，谓之制举。其中以进士科号称得人之盛，《庶摭言》关于进士科有一段不无夸张的话:
p;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善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进士科与其他各科最大的不同处是它加试诗赋，使科举与文学、尤其与诗歌直接联系起来了。故本章所述，以进士试为主。
参加进士试的士人称为举子。“举子”有时特指由全国州郡选拔入京应试者。自国子监(唐中央设立的官学)选拔应试者，称生徒。国子监设在长安(洛阳也有国子监分司，但规模要小得多)，下设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四门学(招收一般官员子弟和少数平民子弟入学)等。国子监生徒们的优越处在于他们家在长安，应试可免于奔波及寄居饥寒之苦。举子们便不一样了，他们当中也有官宦子弟，但大部分是平民子弟。这些平民子弟的祖上也可能有做过官的，但到他们多已衰微，有的人不但衣食不丰，且个人不免于耕作之苦。韩愈《嗟哉董生行》写到一位读书人董邵南: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或山于樵，或水于渔……
像董邵南这样的贫穷知识分子，进入米珠薪桂居大不易的长安，其窘迫之状，可想而知。晚唐文人孙樵曾说自己“长安寓居，阖户读书，悴如冻灰，癯如槁柴。”与流落街头的乞讨人几无异了。
唐进士试每年春初举行，春三月放榜。各州郡的举子们，要在秋季集于长安，准备来年的考试。有多少人奔波流寓于长安呢?晚唐五代人牛希济说:“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满于九衢。”据徐松《登科记考》，每年进士科录取的人数不过三二十人而已。数千外地举子，再加上数百近千名国子监生徒，将要为这三二十名进士名额来一番较量，这中间演绎着多少人间悲喜辛酸!李山甫《下第卧疾寄卢员外召游曲江》诗说:“麻衣未掉浑身雪，皂盖难遮满面尘。”长安的大街小巷，客栈旅邸，道观寺院(取其幽静可以温书应考)，是处穿行、寄寓着这些身着“麻衣”的外地举子们。他们的人数既数倍于长安的内外官，他们在长安的境遇感受也比官员们丰富且深刻得多。长安举子们的有关诗歌，不但数量多，而且是悲欢离合充满真性情的诗歌。
唐诗与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