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文献及考古材料，对唐代长安中亚诸国人居住情况进行了考察，首先揭示出唐代长安西北隅存在着一个胡人聚居区，并说明这与胡人聚族而居的习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作者通过对聚居于长安的中亚诸国人在姓氏、婚姻、丧葬、宗教、文化等几个方面汉化表现的分析，探讨了其背后的地域、语言、血统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
【正文】
一
古代中亚诸国人（注：这里所说的中亚诸国人指葱岭以西（包括波斯地区）的中亚人，一般所谓狭义的“西域”（今新疆地区），不包括在内。），特别是粟特人，很早便沿着丝绸之路深入中国境内。这些人以聚落的形式分布于塔里木盆地边沿各绿洲诸国（如于阗、高昌、且末等），以及敦煌、姑臧（今甘肃武威）、河朔等地。隋唐以降，中西交通大开，中国同西方（主要指中西亚）的交往更加密切而频繁，更有一批中亚胡人深入唐境。作为都城所在地的长安，是当时的*、军事、文化中心，故此地的中亚胡人不仅集中而且人数众多，有的人就长期定居下来。如此众多的人居于长安，是否在长安这个大都市中也存在着一个中亚胡人聚落，这是一个有趣并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尝试利用文献及考古材料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唐代长安城分为三重：宫城、皇城、京城。宫城为皇庭所在地，皇城则为百官之所，而京城，亦称外郭城，则是一般贵族和普通居民的居住与活动之所。徐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2对长安城外郭城有很好的叙述：“隋曰大兴城，唐曰长安城，亦曰京师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左临灞岸，右抵沣水……有京兆府万年、长安二县，所治寺官、邸第、编户错居焉。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注：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2“外郭城”条。）我们所说之长安城主要指京城所在。
长安城的中亚胡人中，人数最多的是中亚商胡。中亚人（主要是粟特人）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注：《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唐代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吸引大批胡商东来，有很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一带。当时长安有东西二市，均是商业之区，亦是胡人们比较活跃的地方。其中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其“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东市”条下校补。）尽管如此，东市亦有不少胡人店肆，如有毕罗肆及卖胡琴者。（注：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3“东市”条下增订，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26页。关于毕罗，《唐语林》卷8云：“蕃中毕氏、罗氏好此味”。向达先生认为安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其人常至中土贸易，故所谓毕罗，因来自毕国，遂以为名。毕罗应是指今流行于新疆、中亚一带的抓饭。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版，第49～50页。）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注：［日］圆仁撰、顾承甫点校：《大唐求法巡礼记》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其中当有不少胡人店肆。
不过商胡聚集最多的还应在西市，所谓“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即是，其“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西市”条下校补，第117～118页。）市内有衣肆、帛肆、食店、饭铺、鱼肆、酒肆、凶肆、波斯邸等，（注：《唐两京城坊考》附（清）程鸿昭《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第208～209页；《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4“西市”条下增订，第210～212页。）中亚及西域胡人多居于此。《太平广记》卷402中录有许多胡人买宝之奇闻秩事，多指西市胡商。钱易《南部新书》有云：“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虵（ｓｈé）珠，虵珠者，虵所吐尔，唯胡人辨之。”（注：（宋）钱易：《南部新书》，己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页。）另，刘肃《大唐新语》卷 9亦记：“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不获。时杨篡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注：（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9《从善》，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西市为胡商最大聚居之所。
除商胡外，活动并定居于长安的还有一些中亚上层人物，他们大多为入质于唐的中亚王室成员及其后裔和一部分慕义归化者，亦有一些宗教（祆（ｘｉāｎ）教、景教等）首领及通过经商而暴富者。这些人入唐后，受唐册封，享受种种优厚待遇。关于这些人的居住之地，史载不多，似难判断。不过唐对在长安做官的中亚人多赐有宅院，供其居住。他们死后，同僚及子孙往往为其立碑竖铭，碑铭中亦往往提到其居住之所。我们从现今长安出土的一些有关中亚胡人的墓志铭及相关史料中或能找到一些线索（注：下面所列人物，除李素、卑路斯为波斯人外，其余均为昭武九姓胡人。）。
康志达：终于长安永乐里官舍。见《康志达墓志》，《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
安禄山：先居道政坊，玄宗后赐第亲仁坊。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康阿义屈达干：卒于上都胜业坊之私第。见《康公神道碑》，《全唐文》卷342。
李（安）抱玉：居于长安修德坊。见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4第103页。
李（安）国珍：卒于长安光德里。见《李国珍墓志》，《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曹惠琳：终于通化里之私第。见《曹惠琳墓志》，《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安令节：终于醴泉坊之私第。见《安令节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5页。
安万通：终于长安普宁坊。见《唐安万通砖志》，《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129页。
安菩：卒于长安金城坊。见《安菩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第1104-1105页。
曹明照：终于居德里之私第。见《曹明照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第1284页。
米萨宝：卒于长安崇化里。见《米萨宝墓志》，载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2页。
米亮：居崇贤里。见温庭筠《乾＊（原字为月右加巽）子》；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4，第111页。
米继芬：终于醴泉里之私第。见《米继芬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143页。
何少直：终于长安万年县常乐里。见《何少直墓志》，《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581页。
何文哲：终于长安县义宁里。见《何文哲墓志》，《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282页。
石崇俊：终于群贤里之私第。见《石崇俊墓志》，《全唐文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2页。
石忠政：邑崇仁里。见《石忠政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下，第2086页。
史思礼：终于兴宁里之私第。见《史思礼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75页。
李素：终于静恭里。见《李素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179页。
卑路斯：于醴泉坊置波斯胡寺。见宋敏求《长安志》卷10。
安元寿夫人翟氏：卒于京怀远里第。见《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何文哲原夫人康氏：终于延寿里之私第。见《何文哲墓志》。
史诃耽原夫人康氏：终于雍州长安县延寿里。见《史诃耽墓志》，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安金藏：居醴泉坊。见宋敏求《长安志》卷10。
以上所列的24人中，有7人的宅第在长安城朱雀街东，即康志达所在的永乐里官舍，安禄山所在的道政坊、亲仁坊，康阿义屈达干所在的胜业坊，何少直所在的常乐里，石忠政所在的崇仁里，史思礼所在的兴宁里，李素所在的静恭里，均在长安城朱雀街东万年县所领五十四坊之中。其余17人所在的修德、光德、通化、醴泉、普宁、金城、居德、崇化、崇贤、义宁、群贤、怀远、延寿等，均在朱雀街西长安县所领五十四坊之中。由此可看出，中亚诸国之上层人物集中居住在长安城西。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唐两京城坊考》中西京外廓城图，就会发现城西胡人第舍所在坊第，分布密集而集中，除通化坊在长安朱雀街西从北第二坊外，（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此坊缺，此见《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160页。）其他如普宁、义宁、居德、群贤、崇化、金城、醴泉、怀远、延寿、崇贤、光德等，均位于长安城西之西北隅，而且呈环绕式有规律地分布于西市周围。这就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即长安城西北隅应是一个胡人聚居区，其中不仅包括商胡，亦包括不少中亚上层贵族。
当然，如前所述，长安城朱雀街东亦分布有一些中亚贵族宅第，不过他们所在坊第数目比街西少得多，且分布零散，居亲仁坊的安禄山，胜业坊的康阿义屈达干，均为漠北投诚之人，故另赐宅第。波斯人李素虽在靖恭坊，考虑到李素生前曾任职司天监，而司天监位于街东永宁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永宁坊”条，第62页。）李素之居于街东靖恭坊也就不奇怪了。所以长安城朱雀街东并非胡人聚居区，仍以街西为主。
另外，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分析研究，但凡有中亚粟特人聚落的唐朝州县都有祆坊和祆所。（注：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信仰》，《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根据宋敏求《长安志》所载，长安城有四处祆祠，分布在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街南之西。（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9“靖恭坊”条，第213页；卷10“布政坊”条，第230页；“醴泉坊”条，第239页；“普宁坊”条，第244页。）又，姚宽《西溪丛语》载长安崇化坊亦立有祆祠，（注：（宋）姚宽撰、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卷下“穆护歌”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点为长安出土《米萨宝墓志》所证实。（注：西安出土有《米萨宝墓志》，云米萨宝卒于“崇化里”，而其本为一火祆教教长，从而印证了崇化坊有祆祠的事实。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1～92页。）祆祠内往往设有萨宝府官、胡祝等职，（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10“布政坊”条。）均由中西亚火祆教徒担任，米萨宝大概为崇化坊一火祆教长。除此之外，波斯及中亚诸国人又有不少景教徒及摩尼教徒，《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唐初在义宁坊设有大秦寺，另外宋敏求《长安志》亦记醴泉坊街东有波斯胡寺，是唐应波斯王子卑路斯之请所置，陈垣先生认为大秦寺及波斯胡寺均为景教寺院。（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10“醴泉坊”条、“义宁坊”条，第245页；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1页）这些寺院所在地方，除靖恭坊所在祆祠在街东外，其余均在街西，分布于“西市”周围。如西市东北郊的布政坊祆祠、西南部的崇化坊祆祠、北边的醴泉坊祆祠和波斯胡寺、西北的普宁坊祆祠和义宁坊大秦寺。这些寺庙的集中分布，可知它们在当时为波斯及中亚诸国官员、商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亦是他们内部交往的文化活动中心，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胡人聚居情况。
从另一方面考虑，当时长安西北隅出现这么一个庞大的胡人聚居群，应与他们自身的习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入华之中亚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大都有聚族而居的习惯，以便保持自己本民族的特性。如罗卜泊、伊吾、敦煌、凉州，大都有粟特聚落，他们到了长安，也依然保持这种聚族而居的习惯和特点。不过，同上述地区所不同的是，在长安这个大都会中，这种特性不会维持很久，他们不管是入仕为官，还是经商兴贩，或是布经传道，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广大汉人打交道，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自觉与不自觉地开始了汉化（或称“华化”）的历程。
二
关于唐代长安中亚诸国人的汉化问题，向达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里，集中而全面地探讨了唐代长安与西域（包括中西亚）的文化交流，对唐代长安的中亚及西域诸国人的汉化情况作了精辟论述。（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6～100页。）只是近几十年来，西安地区出土了不少唐代中亚人的墓志，同时国内外相关的新的研究成果亦相继问世，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许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唐代长安中亚人的汉化过程。
大体来讲，唐代长安中亚人的汉化可表现在姓氏姓名、婚姻情况、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及习文儒等几个方面，从中亦可大致了解他们汉化的进程、特点和原因。
就姓氏姓名而言，入华之中亚诸国人多以国名为姓，如康国以康为姓、安国以安为姓等，这既是一种辨认国籍的标志，也是一种对汉姓的模仿。向达先生指出这些人初来中国之时，其姓名还多保留中亚痕迹。不过，至下一代，已基本上开始采用汉地姓名。（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6页。）向达先生所说这种情形主要针对唐时来长安的西域人（包括中亚人）。有很多人早在唐之前就来中国，定居于凉州（今武威）、敦煌等地，姓名多保留有中亚痕迹，迁入长安等地后，汉化进展就比较快了。如安国人安兴贵家族，其家族来华较早，其先辈可追溯到后魏安难陀，其曾祖罗弼、父罗方大，为北周至隋将领，世居凉州。至唐时，安兴贵一支已迁入长安。（注：《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条；《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从其姓名看，已是汉化之名了。说明至少从唐初安兴贵一家迁至长安后，已开始汉化。
一般来说，迁居长安城中的中亚胡人的姓名保留有中亚习惯的情形以唐初为多，如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7年）有长安舞胡安叱奴、调露（公元679年～680年）初年雍州万年县的康阿禄山，及唐初善画异禽奇兽之名画家康萨陀等。（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3、16、17页。）至唐中叶以后，这种情形已不多见，除非有新来留居者，如开元年间来朝并留宿卫的何国人何羯达、波斯人穆沙诺等。（注：《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二》）而大部分中亚胡人已采用汉姓名。以其原国名为姓，我们还可从其姓氏上辨明其国籍。其后，甚至有的中亚胡人改其国名姓氏或被赐姓，如安兴贵之孙安抱玉因功在肃宗时改姓李，至代宗乾元三年（公元759年）时，已“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姓”；（注：《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李元谅则“本姓安，其先安息王之胄也……乃归中土，犹宅西垂，家于凉州，代为著姓”，其少时为宦官骆奉仙养息，冒姓骆，名元光，贞元间因解吐蕃劫盟之围有功而赐姓李，改名元谅。（注：《李元谅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旧唐书》卷156《李元谅传》）李元谅应是来自家居凉州的安氏家族后裔，也即安国人之后裔。唐时，像这类情形是很多的，这些人如果不是从史籍或墓志知其为中亚人后裔，单从姓名上看，已与汉名无异了。故从模仿汉姓到赐姓，或改姓到完全采用汉姓名，反映出中亚人汉化的一个过程，这既是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亦与中国内地汉文化强大影响不无关系。
与改汉姓相较，中亚诸国人在婚姻上维系其传统的时间要长一些。入华之中亚诸国人（主要是粟特人）在入唐二三代时多还保持内部相互通婚之传统习俗。西安等地出土大量墓志亦可证明这一点：《安菩墓志》即云安菩“（其）先安国大首领……首领同京官五品，（安菩）封定远将军……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卒于长安金城坊之私第……夫人何氏，其先何大将军之女……”；《米继芬墓志》记“其父米国人也。祖伊讳□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廷，邀质京师……历任辅国大将军……公（米继芬）承质子，身处禁军……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廿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夫人米氏……”。（注：以上见前引墓志。）上述人物来长安都在三代或四代之内，他们之间多为胡姓之间的联姻。此外，苏联学者里夫什茨通过对穆格山出土No.3和No.4两件粟特文婚姻文书的研究，认为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粟特存在过多妻制，而且起码有三种结合形式：即正室（嫡配）、偏房和姘居。（注：［苏］里夫什茨：《穆格山出土法律文书》，莫斯科1962年版，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第35辑。）这种习俗似也带入中原，如立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安万通砖志》，即云安万通“有妻二”。
不过，随着中亚人在中原定居时间的延长及受汉俗的影响，其婚姻结构已有所改变，胡汉之间开始联姻，这种情况至唐中期以后逐渐增多。就长安地区而言，有卒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康志达，其妻为河南元氏，一女嫁陇西李承宗；卒于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的安元寿（安兴贵之子），其妻为下邳翟氏；卒于大中九年（公元855年）的何少直，其妻为时氏，其母即太夫人为姜氏，其大女嫁杨氏；卒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史思礼，其妻为武功苏氏；卒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的波斯人李素，其大夫人为王氏，王氏死后又续娶突厥卑失氏等。这些人来华都已在数代以上，汉化已较深了。另有的中亚人在长安原是胡姓之间联姻，在其原夫人死后，又娶汉族妇女为妻，如卒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的史诃耽，其原妻为张掖康氏，死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此时史诃耽还在长安任职，负责中书省翻书译语，后史诃耽娶南阳西鄂张氏，并随其返原州，死后夫妇合葬于原州平高县（今宁夏固原）。（注：以上见前引墓志。）这是比较典型的胡汉通婚的实例。这种非胡姓联姻情形随着定居时间的延长而变得较为普遍。
这种情形的出现，固然是与汉化有关，不过与唐之政策亦不无关系。早在贞观二年，唐即赦令“诸蕃使人所娶得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注：（宋）王溥撰：《唐会要》卷100《杂录》。）高宗时修订的《唐律疏议》又重申：“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还蕃内，以违赦科之”。（注：（唐）长孙无忌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8“越度缘边关塞”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这表明，当时唐对入华定居蕃人（包括中亚诸国人），允许与汉族妇女通婚，只是不准携汉人妻妾回国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促使入华之中亚胡人长期定居和加速其汉化进程。
以上是来华中亚上层人物的婚姻情形，至于广大中下层胡商们，其情形大概与之相似，只是更普遍些。因为来华经商者多为男子，很多人来长安经商，并定居下来，有的则娶汉族妇女为妻，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河陇地区为吐蕃所占，归路既绝，这种情形就更多了。如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宰相李泌进言“胡客留长安者久矣，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宰相李泌建议加以检括，共计4000余人。（注：《资治通鉴》卷232德宗贞元三年条）像这种一旦与本土联系中断，非胡姓联姻将促使他们与异民族特别是汉族的融合。（注：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来华中亚人的汉化也表现在采用汉族丧葬习俗。关于中亚诸国的葬俗，史料记载不多。根据《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记康国“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蔡鸿生先生认为这种弃尸饲狗、收骨埋殡的习俗大概来源于波斯。（注：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第35辑。）这或是其中一个方面。考虑到6～8世纪，中亚地区盛行火祆教（拜火教），似应更流行火葬。其烧余之骨，盛行用一特制容器，即“盛骨瓮”来盛放，王室用“金瓮”。《隋书》卷93《石国传》云：“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民间则流行用陶质骨瓮，石国（今塔什干地区）及附近地区就发现有椭圆形尸骨瓮。另外，这种葬具亦多见于花拉子模（今阿姆河下游一带）北部居民点墓葬区。5～8世纪花拉子模的尸骨瓮为四方形，带有四个不高的腿，瓮盖顶端为平面，有四个弧形斜坡，有的尸骨瓮带有绘画装饰，主要画在正面瓮壁和瓮盖上的，内容一般为哀悼死者的场面。（注：［俄］Б·Я·斯塔维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4页、第97～98页。）中亚人入华后，最初是否仍采用这些习俗，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在当时长安这个大都市中，这种习俗是不大能被接受的。就笔者所得到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些人入华定居后，更多的是采用汉族习俗，即进行土葬，用棺椁，并立墓志。如近年在西安地区所发现的李素墓志、何文哲墓志，洛阳发现的安菩墓志及固原发现的数座史氏家族墓葬，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葬法，实行土葬，用棺椁，并立墓志。其中固原史氏家族墓葬保存相对来说较为完好，其墓葬主要由墓道、天井、过洞、墓室等组成，墓室门口处放有墓志，墓室里放有棺床，棺床上有朽木痕迹，应当是棺木，（注：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与中国传统葬法是一致的。从出土的何文哲等人的墓志来看，志文亦完全仿照中国传统撰写风格，无非是一些歌功颂德之语，格式也近乎程式化。此外，从志文中看，夫妇合葬先茔及用卜筮决定葬期的方法也多见。（注：程越在《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中所言较详，此不赘述。）就长安发现墓志看，大部分人都是葬于长安县龙首原，这是长安传统的墓地之一。这一切在中亚习俗中未见，无疑是受汉族的影响，亦是他们汉化的一个特征。
从宗教方面来看，有两种汉化趋势：一种趋势是有很多中亚祆教徒、景教徒等本身为了传教的便利，开始主动学汉语，改动其经典，以适应周围广大汉族的习俗。伯希和（P.Pelliot）从敦煌携走的文书中就有汉文景教抄本，如《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等，其中《尊经》列举了著名的景教僧景净译出的30种经书的名称；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亦是汉文与叙利亚文对照，（注：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香港）1988年版，第 122页。）因而其自身开始汉化。另一种趋势是许多中亚人因种种原因，改信已中国化之佛教，而随之汉化。
中亚诸国人来华者有很多为祆教徒，亦有景教徒与摩尼教徒，故长安地区设有祆祠、景教寺（大秦寺）与摩尼寺。（注：关于长安设摩尼寺情况，（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这些人来华既久，已逐渐采用中国习俗。如前引长安发现的《米萨宝墓志》，萨宝即祆教教职，向达先生推测米萨宝或即长安之一火祆教长。米萨宝卒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其来长安大概时间已久，故死后立有墓志。长安发现墓志应属于祆教徒的还有安万通。前引《唐安万通砖志》记载安万通“先祖本身西域安息国……大魏初，君高祖安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安万通之高祖安但因“奉使入朝”而受到特别礼遇，官至相当于三品大员的摩诃萨宝。萨宝是梵文waha的译音，这个词基本是mahaj，即大、伟大之意。“摩诃”一词在中亚被广泛使用，有的粟特人用之作名字，也译作“莫贺”，摩诃萨宝之职位应高于萨宝。（注：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87～189页。）考虑到这个背景，又加之万通生前所居之地为长安普宁坊，而唐在普宁坊设有祆祠，此安万通很可能亦为祆教徒，但从其立墓志情况看，似已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了。
波斯人中亦多有祆教徒。1955年在距发现《安万通墓志》的西安西郊枣园村不远的土门村，出土了一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石上半部刻有中古波斯语之婆罗钵文（巴列维文），横书六行；下半部为汉文，直书七行。汉文志文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二十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婆罗钵文志文翻译如下：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āsī），于已故伊嗣俟（Yazdakart）二四○年，及唐朝之二六○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里。祝福。（注：［日］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阿胡拉·玛兹达为祆教之主神，志文说明苏谅及其妻马氏均为祆教徒，且都是波斯人。婆罗钵文（巴列维文）是用阿拉美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语，在长安有人使用婆罗钵文，恐是已知关于这种文字使用的最东界限。（注：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 9期。）从墓志中可看出苏谅一家在唐咸通年间（公元860年～873年）（马氏卒于咸通十五年）仍保持着波斯祆教传统，如信奉阿胡拉·玛兹达神，使用婆罗钵文字及波斯纪年。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苏谅家族在长安已历任几代军职，汉文墓志部分采用汉文标准纪年，且婆罗钵文中亦将唐“咸通”年月与伊朗历并用，说明他们已有一定程度的汉化。
长安之景教徒情况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也有所了解。如西安西郊出土的《米继芬墓志》云：“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幼曰僧慧圆，住大秦寺”。按大秦寺为景教寺院，景净所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云：“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秦寺又名波斯胡寺，前引《长安志》载：（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寺胡僧阿罗斯立”。而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波斯王子卑路斯曾请于醴泉坊置波斯寺。此波斯寺应为大秦寺，可知长安米国人中有景教徒。不过，从其父采用当时汉族墓志等形式的情况推测，其幼子景教僧慧圆也有汉化之迹象。
最近，荣新江先生对1980年在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李素家族应是入仕唐朝的一个波斯景教家族。他提出：李素六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景”字，如李景铣、李景伏、李景亮等，而“景”字是景教徒中最常见的字。以景字命名的大秦寺僧有不少，如景净、景福等。李素曾在司天台任职，曾主持翻译过《聿斯四门经》等天文学经典。此经见于敦煌发现的景教写卷《尊经》所列景教经典目录中，这些景教经典都是大秦寺景教高僧景净在建中、贞元年间所译，正好也是李素组织翻译《聿斯四门经》之时，所以李素诸子以“景”命名，或许暗示着这个家族固有的景教联系。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由于李素字文贞的“文贞”就镌刻在《景教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僧侣名单左侧第三栏，作luka（路加）／文贞。（注：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集》（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李素家族应为波斯景教徒无疑。不过从志文中可看出，李素诸子均在长安地区和河内道任职，其五子已成为乡贡明经，第六子为太庙斋郎，可见李素一家基本汉化了。
关于长安之摩尼教徒情况，碑石墓志均未有发现，笔者对此还不十分清楚。
除此之外，中亚诸国人来长安者亦有不少佛教僧侣，《宋高僧传》中记有康国人康法藏、何国人释僧伽、吐火罗国人释弥陀山等。其中康法藏等“俱沉浸于中国文明中，深造有得”，汉化颇深矣。向达先生此论甚详，不赘述。
中唐以后，长安之中亚诸国人有不少皈依佛教者。《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史传部四》所收的《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录有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十月十三日的《请降诞日度僧五人制》，制中载有五名剃度僧：行者毕数延年，无州贯，请法名惠达，住庄严寺；行者毕越延年四十三，无州贯，请法名惠日，住庄严寺；行者康守忠年四十三，无州贯，请法名惠观，住东京广福寺大弘教三藏昆卢舌那院；童子石惠璨年十三，无州贯，请法名惠光，住西明寺；童子罗诠年十五，无州贯，法名惠俊，住西明寺。同卷中又录有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十月十三日的《降诞日度三僧制》，制中载有三名剃度僧：罗文成年三十，贯土火罗国，法名惠弘，请住西明寺；罗伏磨年四十五，宝应功臣□武校尉守右羽林大将军员［外］试太常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贯凉州天宝县高亭乡□□里，法名惠成，请住化度寺；童子曹摩诃年□□，贯京兆府万年县安宁乡永安里，父为户……法名惠顺，请住千福寺。（注：［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0～353页。）从姓名上看，这些人均为中亚诸国人，在长安寺院剃度出家。此事发生在大历年间（公元766年～779年），正是“安史之乱”后。此时，吐蕃占领河西路，中亚诸国人与家乡的联系中断，许多人转为佛门弟子，而其中有不少应是从祆教徒转变而来的，如曹摩诃等。此可说明佛教对祆教的渗透，以及汉化之趋势。正如陈国灿先生所说：“宗教信仰与民族特征一旦分离，会给该民族的成员赋予新的活力和发展”。（注：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唐代中后期以后，长安等地胡人与祆教分离的这种情况，使得这些地区的胡人后裔们加速了与汉族融合的步伐。
唐代长安中亚诸国人的汉化表现最深的是在其习文儒方面，因为一个民族如果能从文化上参与到另一个民族中去，那么他们之间融合的步伐就加快了。中亚诸国人初来长安者，其上层人物往往被授予武职，或从事译语等职业，如史诃耽等，很少有触及文物典章方面的。不过，随着定居时间的延长及受汉民族的影响，往往渐染华风，有的人开始接受汉族传统文化并参与其中。如从唐初安兴贵一支徙居长安之始，其“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注：《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至中晚唐时，中亚诸国人习文儒情况已很多见，有的甚至科举及第。如《全唐文》卷757记有康僚，文宗朝（公元827年～870年）官考功郎中；《新唐书》卷59《艺文志》记有米遂，著有《明堂论》一卷；另有米吉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撰《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正员庐江县开国伯上柱国何公（德）墓志铭》，署名为京兆进士。（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97页。）
这种情况亦多见于一个家族。一旦某位中亚王族入质于唐，其后代往往世袭封爵，一般以武职为多，而有的则渐染汉风，往往跻身于士大夫行列。如何文哲一家世代为将，但其第五子却是个例外，曾任太常寺协律郎，参与唐礼乐大事。另有波斯人李素家族，李素曾任职司天监，比较多地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其六子中有三子都已改为文职。如第三子李景弘“袭先君之业，能博学而攻文，身没之后，此乃继体”；第五子李景文先为“太庙斋郎”，后为乡贡明经；六子李景度先为“丰陵挽郎”后为“太庙斋郎”。（注：《李素墓志》及《（李素妻）卑失氏夫人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179、186页。）表明这个家庭的波斯后裔已汉化。（注：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第88页。）
三
隋唐长安之中亚胡人汉化之情形因来华时间上有早有晚，故汉化程度深浅不一，有的至唐初就已习文儒，如安兴贵的后裔；有的则至唐晚期还保持着一定的中亚传统，如苏谅及其妻马氏等。不过，总的来看，长安中亚人之汉化与迁居于其他地区如今新疆、河西走廊等地的中亚诸国人相较，汉化速度较快，而且汉化程度较深。一般来说，来华第二代就开始沾染华风，改汉姓，立碑竖铭，二、三代以上则开始与异族通婚，甚至习文学儒，数代以后，就基本上趋向汉化了。而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诸国，甘肃河西之敦煌、凉州（今武威）及河朔之六胡州等地形成的中亚人（主要是粟特人）的聚落存在时间较长。如新疆的粟特移民区有的甚至元代还可以追溯其踪迹。河西地区如著名的凉州安氏家族始见于北魏，衰于五代初，历经数百年而不坠。（注：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中亚人虽然在长安也一定程度地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俗，但这种聚居方式较为松散，与凉州、敦煌、西域地区以聚落形成存在的粟特移民区是有区别的。在长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他们只是以散落的形式汇聚于广大的汉人区坊之内，因环境条件使然，故其汉化相对来说较为迅速。
在聚居于唐长安的中亚诸国人的汉化过程中，语言、血统和宗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维系民族间联系和存在的纽带除地域外还有三：语言、血统和宗教。中亚胡人来华作官或经商，都要和汉人打交道。特别是像长安这样的大都市，不解汉语是无法定居下去的。初来者或许保持有自己的母语，但数代以后，其语言就未必会被继承下去了，所以在语言上是较为容易被同化的。再有就是血缘，如前所述，来华久者往往开始与异族联姻，特别是来华经商者，多为男子，故往往在异地娶妻生子，血缘上的关系也慢慢被打破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宗教上的联系。中亚诸国多信奉祆教，故他们来华后，其聚居区常设有祆祠，以供其进行宗教活动，长安的祆祠就集中在胡人比较集中的长安城西北隅。这种宗教上的影响有时对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作用是很大的。像现代的回族，他们散布于全国各地，讲汉语，维系他们数百年不衰的主要因素就是伊斯兰教这个因素，这种共同的信仰使得他们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及文化传统。不过，隋唐长安地区的祆教可就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因为同伊斯兰教这个世界性的宗教相比，祆教只是中亚地区的宗教，不像伊斯兰教属世界性宗教。祆教、景教等在长安的存在只是赖于统治者的宽容政策而已。而且，它们的存在在当时是很艰难的，如长安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有旧波斯胡寺，景龙年间（公元707年～709年），中书令宗楚客在此筑宅，“寺地入其宅”，于是这里的波斯胡寺被迫迁入到布政坊原祆祠之西，而布政坊的祆祠亦是同坊内之佛寺如善果寺、镇国大般若寺、法海寺、济法寺、明觉寺等并列存在。（注：《唐两京城坊考》“醴泉坊”条下校补，第117页；“布政坊”条，第104～105页。）“安史之乱”后，有许多中亚祆教徒纷纷皈依佛门，成为佛门弟子。特别是至武宗会昌（公元841年～846年）灭佛，祆教与景教、摩尼教等均遭重创，据载祆教和景教僧侣等有2000多人被勒令还俗。（注：《新唐书》卷52《食货志》；另，《唐会要》卷47《议释教上》记为3000人。）事后虽有所复兴，但已大不如前了。既然宗教上的联系也渐渐丧失，那么长安之中亚诸国人的汉化也在所难免了。
在唐代都城长安中，中亚诸国人的汉化不是孤立的，中亚诸国人的风俗习惯及文化等对长安广大汉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唐长安城的“胡风”之盛行，主要渊源于中亚诸国，而聚居于长安的中亚诸国人则又是“胡风”的主要传播者。因此，作为当时国际大都会的长安，胡风和汉化之风均在进行，但总的趋势和主流是“汉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韩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