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他曾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使儒学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西安和平门内西侧的下马陵就是董仲舒
的坟墓，唐人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位风尘女子所说的“家在虾蟆陵下住”，就指的是这里
——这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话题了。可是如果要问：下马陵是否只有这一处？这里是否真是董仲舒墓？说来就话长了。
董仲舒墓为什么叫下马陵？为什么又叫虾蟆陵？据唐人李肇的《国史补》说，这是因为
“昔汉武帝幸芙蓉园，每至此下马，时人谓之下马陵。岁月深远，误传为虾蟆陵”。这段话
，曾被宋人宋敏求的《长安志》、清人张穆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作的《按补》、董*
诚的《咸宁县志》等志书所引用。尽管引文的详略各异，意思还是相同的。这里说的芙蓉园
，在秦代叫宜春苑，遗址在今百安南郊的曲江池东岸一带。“下马”和“虾蟆”，在今天的
关中方言里仍然是容易混同的。
可是，要问下马陵——或者说虾蟆陵在什么地方？回答就不那么简单了：《咸宁县志》的《祠祀志》和《陵墓志》里实际上提出了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沿袭旧志，说董仲舒墓在城内县治东南的胭脂坡下。清代的咸宁县境包括今西安市区的东半部，县治在今东县门街北面的县坡巷；县治东南胭脂坡下的董仲舒墓，就在今和平门内下马陵街北侧的兰州军区干休所前院内。
第二种说法引自《长安志》的《万年县》，说虾蟆陵陵在县南六里，即唐人韦述《两京新
记》里所说的董仲舒墓。宋代的万年县即清代的咸宁县，城南六里也就是今西安城南六里。
到底在什么地方？具体位置已不可指。
第三种说法引自《长安志》的《唐京城三》，说朱雀街东第五街的常乐坊也有一座虾蟆
陵。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里也是这么说的。唐代的常乐坊，北面以道政坊与兴庆宫
所在的兴庆坊相隔，南面以靖恭坊与青龙寺所在的新昌坊相隔。从解放后发掘的勤政务本楼
遗址（兴庆宫西南隅）和青龙寺遗址（新昌坊南门东面）的位置判断，常乐坊的虾蟆陵正好
应在今兴庆宫公园对面，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南侧的什么地方，墓冢也早已无存。
从以上三种说法看来，唐人和宋人所说的虾蟆陵都在今西安城外。元人李好文的《长安
图记》里，虾蟆陵与胭脂坡画在同一个地方，也都在今西安城外。甚至到了明正德年间（15
公元06～1520年），唐龙为城内的下马陵修建董子祠而写的《碑记》里，还在说董仲舒“葬于兴庆池之南，而今墓土隆然不陷，宿草蓁蓁然”。兴庆池即兴庆宫的龙他，距离南面的常乐坊还隔着一个道政坊，但是大方向一致，可能就是指常乐坊的那座虾蟆陵。城内的下马陵是明朝中叶以后才有的。
那么，这几处虾蟆陵究竟是不是董仲舒的坟墓？哪一座是真的？宋敏求《长安志》里所
说的万年“县南六里”的虾蟆陵，因为早已不存，无从说起。常乐坊的虾蟆陵，清人毕沉的
《新校正》说：“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清人徐松《唐
两京城坊考》里的常乐坊虾蟆陵，张穆的《校补》与前引毕沅的文字完全相同。可见清代的
学者已不相信这里的虾蟆陵是董仲舒墓了。至于明人唐龙《碑记》里所说的董仲舒“葬于兴
庆池之南”，如果是指常乐坊的那座大冢的话，当然也是“误以为”了。
今西安城内下马陵街董仲舒墓前的童子祠，是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重建的，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又加修葺，解放后堂庑还在。70年代末曾对这座墓穴作过初步探源，只发现一把铁剑、一具铜釜，确属汉代遗物。因为没有继续发掘，未能获得准确的文字物证，无从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汉墓，还有万年“县南六里”已不可确指具体位置的虾蟆陵，如果有一座真是董仲舒墓的话，距离墓主的住所茂陵邑，似乎都嫌远了一点儿。董仲舒“以寿终于家”，史有明文。一个人老了，死在茂陵邑的家里。却要埋葬在离家这么老远的地方，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毕沅在《长安志》。《新校正》中提到，“《太平寰宇记》云：‘兴
平县，董仲舒墓在县东北二十里，又未知何据’？”其实这才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今兴平县
东北不到二十里，正好是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再往东便是茂陵邑的所在。董仲舒死后埋葬在
这里，无论是就住地近旁修墓。或陪葬茂陵，都是情通理顺的。茂陵东北652米有一座墓冢
，村民叫做“次冢”，有人认为大约就是董仲舒墓。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只好留待考古发掘
去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