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常常出现“阴盛阳衰”的说法，尽管这个词语令当今的男人们十分沮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文学叙事的确在印证着“阴盛阳衰”，我们很难从小说中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可以说是一种物极必反所留下的后遗症。因为当代文学在革命宏大叙述的笼罩下，曾经是男子汉唱主角的文学，在这些文学作品中
，充溢着男人的血性，男人的阳刚之气。但这样一种文学趋势逐渐走向极端，把男人完全等同于革命，小说中的男子汉就被彻底地意识形态化和*符号化，于是男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成为出生入死的战士，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成为品德高尚的楷模，然而就是缺乏作为父亲、丈夫、儿子的血肉之躯。后来，人们花很大的力气解构了这个革命的宏大叙述，但这力气用得过猛，因此在解构的同时也把男子汉应有的气概舍弃掉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文学走到另一个极端，仿佛把男子汉塑造成战士、英雄或者楷模就是一种错误，一种羞耻；反过来，觉得只有强盗土匪地痞流氓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男人。于是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的就是把男人的血性等同于兽性、野性、蛮荒性、原始性，等同于欲望化。应该说，这样的文学变化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助于恢复男子汉的血肉之躯，但这样的文学变化显然携带着谬误，甚至是极大的谬误。它在否定过去对男人的*符号化的同时也把男性精神应该必备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英雄精神统统否定了。放眼今天的社会，我们不是会切身地感受到，男性精神的这些必备元素实在是太稀缺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读到韩天航的《我的大爹》(载《清明》2004年第5期)后感到格外兴奋的原因，我从这篇小说中，发现了阳刚之气和男人血性的回归。
《我的大爹》写的是真正的男子汉。尤其是小小说的主人公杨自胜，他很早就离家参加了革命，与家乡、与母亲从此失去了联系，他一生也没有结婚，可以说他没有过父亲、丈夫乃至儿子的正式名分，但通篇小说读下来，你会承认，他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他真正履行了一个父亲、丈夫和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也真正抒发了一个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情感。他收养了成为孤儿的姬进军，他问孩子该怎么称呼，年少懂事的姬进军给他取了一个新的称呼：大爹。这是一个纯真孩子的脑筋急转弯式的回答，但这回答又是一种亲情的自然流露，它饱含着这样一层寓意：虽然不是亲爹，可是比亲爹还要伟大。小说重点表现了这样一种超越血缘和伦理的、伟大的父亲情怀。同时，这位大爹也应该是一位伟大的丈夫，可惜命运使他错过了实践伟大丈夫的机会。但他深爱着柳月，他像一位真诚的丈夫关心、帮助着他心上的恋人，他本来有机会成为名正言顺的丈夫，但世俗性的错觉让他犹豫了片刻，这片刻的犹豫却使他永远失去了心爱的恋人，他为此愧疚一生。当他老去的时候，他从埋藏着柳月美好记忆的地方，挖回当年柳月用来砸麦粒的三块鹅卵石，把它们砌在院内的丁香树下，他将丈夫情意物化在鹅卵石上，终于可以与心爱的恋人相伴在一起。另一方面，杨自胜这个人物形象又与我们惯常说的“红色经典”中的男人形象有相似之处，小说从他解放战争年代作为-的一名副团长写起，他参加解放大西北，胜利之后又开进新疆大沙漠，垦荒造田，历经各种-斗争的风云，直到改革开放，这不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宏大叙述吗？这不是典型的战士、英雄或楷模的形象塑造吗？从这一点来看，他与红色经典确有相似之处，但小说在相似之中又赋予其新的内容，这就是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血肉之躯。在杨自胜身上，战士、英雄和楷模与父亲丈夫和儿子成为水乳交融的统一体，他作为男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献身精神是从他作为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天性中流泻出来的。小说不仅写了杨自胜，还写了好几个具有阳刚之气和血性精神的男子汉，如自叙者姬进军，如有着知识分子宽广胸怀和美好情操的姬元龙，以及朴素踏实的李松泉。作者韩天航也是有意要书写“这些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献身精神的男人们”，写出他们身上“独特的人情味和他们的男性魅力”。(语见韩天航的创作谈：《世上需要这们的男人》，《小说选刊》2004年第12期)这样的男子汉并非远离我们的生活，只不过是由于社会形态的改变，他们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中被剔除了出去。所以，我把这篇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我的大爹》看作是一篇呼唤男性精神回归的作品。
这个世界需要阳刚，也需要阴柔，这样我们才拥有一个和谐的世界。表现女性之阴柔倒是时有好作品出现，尤其出自女性作家的笔下。这里我想介绍迟子建的一篇新作：《采浆果的人》(载《收获》2004年第5期)这篇小说就充满了生活的灵性，迟子建的笔调是饶有情趣和色彩炫丽的，她在描写生活图景时是一点也不吝惜笔墨的，但她在思想表达上却趋向于简单。她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一次收浆果给金井村民带来的变化，告诫人们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迟子建确实是在讲述一个如此明白晓畅的道理，这个道理看似人人都懂，人人也都会讲，然而并不是每个人能像迟子建这样可以把简单的道理讲得美丽动听。我以为这篇小说就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更准确地说，迟子建是以童话的叙述来结构这篇小说的。童话从来不讲复杂的道理，但它把一个简单的道理装饰得像一个绚丽的花坛，因此它对儿童(也包括儿童以外的读者)充满着诱惑力。其实从精神承担的角度看，很多看似简单的道理需要文学去反复渲染。因为越是简单的道理越容易从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遗失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