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登临拉萨大昭寺顶，见到若干黑袍裹身水袖飘逸的藏族妇女，她们手持器具，且歌且舞，边劳动边唱歌，让我禁不住驻足称奇。问友人巴桑次仁她们唱的是什么，巴桑译道：“佛大无边，无所不在，可保佑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善良的百性都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巴桑虽受过较高教育，但宗教感与生俱来，十分深邃。我问巴桑：鸟兽怎可与人相提并论，还幸福、平安？！我当时觉得那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如果当时我能沿着这个思路，平心静气地反思或钻研下去，或许早有觉悟；但自然的倾向主宰了我，使我在这一重大疑问面前转过身去，朝着悠远的史前走去。我接触了一点人类学和原始宗教。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在原始初民时期普遍存在着动物崇拜现象，位于法国南部的鲁瓦·弗雷尔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溶洞中，发现有半人半兽的“兽王”像便是明证。同样的例子在小亚细亚、西班牙和奥地利也可以找到。动物崇拜的产生除了由于原始人对动物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动物是当时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现在也是)，还由于原始时代的初民还没有把自己完全与动物区别开来，在初民看来，动物跟人并无大区别，它们同样有思想、感情、灵魂等等。原始宗教的这种“尊重生命”的自然观，对后世人为宗教影响弥深，而尤以佛教最甚。佛教的基本信念是“众生平等”，此众生不仅指人，也指一切动物。佛教戒律最基本的是“五戒”，而“五戒”之首即是“杀生戒”。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耶和华让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但在放生挪亚一家的同时，居然没忘了把动物也放在那一叶飘摇的“方舟”之上。
前不久，我不期而入环保领域，耳濡目染，方知当今这世界环境已恶化到十分了得：土地沙化，气候变暖，森林锐减，物种灭绝，呜呼地球生生态，百孔千疮！新近偶然又从余谋昌先生那里略知了生态伦理学一二，因此也才有了上述幡然的追忆。
大约上世纪30－40年代，由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率先提出了“生态伦理学”。美国人认为，伦理学的正当行为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的关心，道德上的权利概念应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简而言之，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应当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不应当伤害生命和自然界。妙处大约就在于此。科学的宏论与宗教自然观如果不是异曲同工，至少也是殊途同归。
生态伦理学与宗教有何渊源？我还无从考证，但文化是割不断的，哪怕是宗教文化也总有给人启迪的地方——至少在它的源头是这样。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宗教自然观是以“神 ”为出发点的，而生态之学则是以对现实作深刻反思为出发点的，不能因为殊途同归，就否认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