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一开始便费这些篇幅来避傅氏《性命古训辩证》中对生字与性字的说法，意思不在指出傅氏考证之疏；而主要在指出傅氏考证之疏，乃来自“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方法之谬。此一方法仍为今日许多治汉学的人所信奉，由这种方法推演出来的结论，我看到许多和傅氏相同的奇怪的结论。治思想史，当然要从语言训诂开始；同时即使仅就语言训诂的本身来说，也应从上下相关连的文句，与其形其声，互相参证，始能确定其意义，而不能仅告孤立地形与声，以致流于胡猜乱测。何况更要“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的哲学立场，那便离题更远了。
并且由字原的探索，可能发现某种观念演变之迹，但这只是可以用到的方法之一。而清人与傅氏，正缺少演变的观念。
以文字训诂为始基。再前进一步去探求古伯乐思想，其所应操运的方法，与一般所说的训诂的方法，在什么地方不同，我在《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最后一节中，有较详细地陈述。此处只简单指出：从思想史的立场来解释性字，只能由它的上下文来加以决定；只能从一个人的思想，从一部书的内容，用归纳的方法来加以决定。用归纳方法决定了内容以后，再由内容的涵盖性，以探索其思想的内在关连。由内容与内容的比较，以探索各思想相互间的同异。归纳的材料愈多，归纳得愈精密，我们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愈大。站在思想史的立场，仅采用某家某人某书中的一两句重要话，以演绎成一家、一人、一书的全部思想结构，常易流于推论太过，已经是很危险的方法。何况“就其字义，疏为理论”，其流为荒谬，乃是必然的。就性字说：有的与造字时的原义相合，有的系由原义所引伸，有的则与原义义毫无关涉。某人某书，所用的性字，大概会与他先行的性字观念有关；也可以给后起的人们以影响，甚至由后人加以疏释；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性论史的“史”之可言。但在可能范围之内，对性字内容的规定，应当先让本人本书本文讲话，而不可让先行的，或后起的观念占了先，去作预定式的解释。性字的内容，岂仅因时代，因学术流别而各有不同；即在一个、一书的里面，同一性字，也常有不同的内容。每一个重要的学术性地名称名词，决不是如傅氏所说的，能“就其字义，疏为理论”；而是要就有关文献中上下关连的文句，以归纳的方法，条理出一个理论线索来，再用以确定某一学术性地名称名词的定义或内容。许氏《说文解字》开始便是“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他对一字之一套形而上的理论，只有从老子“道生一”的一套思想背景去了解它；谁能从一字本身的字义，找得出许氏这一套形上说法的根据？假定就一字字义讲，恐怕只能说“一，数之始也，指事”。就我的推测，许氏未必不知此造字之本义；但为了庄严其著述的大业，所以在开始便采用一套形上学的帽子戴在头上。《段注》于此等处不著一词，这是他高明的地方。自《系传》以至《段注订补》，便抱着这几句话大打其胡说了。字书中尚有这种不能“就其字义，疏为理论”的显著的例子，何况以思想为主的著作？这种极寻常而又极基本的态度和方法，若不先把它弄清楚，便无真正地思想史可言，所以我特先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