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说一个“性”字，只训诂性字的字义，这是语言学上的问题。我所要叙述的“人性论史”，是叙述在中国文化史中，各家各派，对人的生命和根源、道德的根源的基本看法，这是思想史上的问题。若不先把语言学的观点和思想史的观点，稍加厘清，则在讨论中便无法避免不需要的混乱。
几十年来，中国有些治思想史的人，主张采用“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其根源系来自西方少数人以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的一偏之论，以与我国乾嘉学派末流相结托。关于哲学与语言的关系，亦即是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乃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这里不进一步去涉入到此一问题。我现在所要指出的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常常是把思想史中的重要词汇，顺着训诂的途径，找出它的原形原音，以得出它的原始意义；再由这种原始意义去解释历史中某一思想的内容。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因为他当时在学术界中所占的权力性的地位，正可以作为这一派的典范著作。但夷考其实，这不仅忽略了由原义到某一思想成立时，其内容已有时间的发展演变；更忽略了同一个名词，在同一个时代，也常由不同的思想而赋与以不同的内容。尤其重要的，此一方法，忽略了语言学本身的一项重大事实，即是语原的本身，也并不能表示它当时所应包含的全部意义，乃至重要意义。丹麦语言学家耶斯伯孙（Otto Jespersen）说：
当处理语言上的问题时，决不可忘记，人仅系部分地是理性地生物；及普遍地人的要素，，大部分是不合理的，是非论理性的。古拉丁的格言说：“物的名称，是由比较有力地性质所规定的”（Fit denominatio a potiori）；这不必完全与事实相合。大概这句话应改变为“物的名称，应当由比较有力地性质来加以规定”（Fit denominatio a potori）；（这种改变）应当以之告诫或推荐给选用新名词的任何人。然而，我们所能证明的名称的起源，实际是怎样呢？这些名称，是像上面所引的格言样的规定出来的吗？因之，我们在探究语源时，能够臆断地认为名称是最初表示事物中可以看出的最重要地要素吗？这只是旧式语言学者的意见。例如试看塞易斯《比较语言学原理》的第三O一页吧，他说“一切名称，都是关于某事物能够知道的全知识的总括……”
耶斯伯孙氏引了许多语源并不能表示事物的全部内容，乃至也不能表示重要内容的例证之后，更综括地说：
为表示并不容易表示的事物，而采用绕圈子的方法，这是人类全般的特性。所以，当没有把某一名称的起源，或选择某一名称的理由、诱因等，完全忘掉以前，实际上，即不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名称；即是，它不能完成语言学上的任务，这是常有的事。
像耶斯伯孙氏上面所说的情形，用到我国文字方面，特为显著。例如不把《说文》上“为，母猴也”的语源忘掉，不把“而，颊毛也”的语源忘掉，便不能使“为”字“而”字，好好地完成它们在语言上的任务；这种例子真是指不胜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