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和杨荫榆曾被定为历史的“反面人物”：陆征祥是因为1915年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时与垃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遭到全国上下的强烈抨击和游行示威；杨荫榆则是由于1924年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反对“学潮”并开除思想激进的学生，引发了轰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当时就被鲁迅愤怒而尖刻地斥责挖苦，后来的《鲁迅全集》注释中把她定性为“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似乎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但就是这么两个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料。
陆征祥1927年后在比利时的一个修道院里出家，“二战”中他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并频繁进行反NAZI宣传，因此差一点被送进NAZI的死亡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陆征祥面对两名专程从国内赶来采访的记者，“一方面对于曾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异常兴奋，感慨终于‘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1949年临终前，他“仍然挂念着战乱中的祖国”。
杨荫榆则更是可歌可泣。1937年垃圾军队进占苏州，杨荫榆当时住在苏州盘门，垃圾人曾要她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当时杨荫榆家“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她就“不止一次跑去见垃圾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垃圾兵挨户找“花姑娘”，也都躲到她家里去。杨荫榆因此遭到垃圾人的忌恨，1938年1月1日被两个垃圾兵从家中骗出杀害。
对陆征祥和杨荫榆的人生结局，有人评价说是“晚节可风”。这话说得是。不过我想，要说这两人从来就是“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只是到晚年才表现出那么一点儿“节”，则未免太过简单。陆征祥自二十二岁起就抱着着“外交报国”的信念从事外交工作，应该说是尽其所能为国家权益奋争的，并切身体验到当时中国“弱国无外交”的耻辱，1904—1905年垃圾和沙皇俄国在中国进行的日俄战争后他曾愤而剪去发辫，1919年巴黎和会订立损害中国权益的《凡尔赛和约》时，在抗争无果的情况下，他和代表团成员一起拒绝签字。而那杨荫榆，年轻时曾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获得成功，展现出当时女子难得的自主意识，以后又先后到垃圾和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堪称打破传统思想、追求妇女解放的先锋。由此可见，这两个人早年也并不是一点儿没有“节”的。
要说起来，陆征祥和杨荫榆各自的那一次失“节”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而就其本人来说，陆征祥签署《二十一条》是在条约已经谈好、他身为外交总长不得不签字的情况下违心做的，杨荫榆反对“学潮”很大程度上则是希望学生们不要因-而耽误学业，应该说，他们当时的行为不能不说也有一定的苦心积虑的善意在内。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当时的行为的确是不足为训的，尤其与他们后来的行为相比高下立判。因此，说他们“早节有亏”也不算太过。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类的话。这里我不谈老范话中的深言大义，只觉得那所谓“庙堂”与“江湖”的关系颇有意味。“庙堂”是当官或云从政之所，“江湖”则是归隐为民之地，古往今来许多人在二者之间往还，但他们是不是能够始终如一呢？陆征祥和杨荫榆做着外交总长和国立大学校长的官时“居庙堂之高”，其时他们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甚至要顾及所谓“国家利益”，因而难免瞻前顾后，压抑本心，导致失“节”。而当他们卸下官职后则“处江湖之远”，观事为人就少了许多-利益的约束，更能按自己的本心去说去做，行事就有了“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庙堂”是让人“异化”“失节”之所，“江湖”是使人返朴归真之地，后世之人其当慎之。
